第175章 李觏的作用
见真是李迪来了,徐平和李参急忙上前去,见过了礼,把他迎到桌前,上位落座。
把身上的大氅取下来,交给身边的随从,李迪落坐。等徐平和李参也坐了,才道:“今夜无事,听说李通判在这里为你接风洗尘,我便顺便过来看看。”
徐平急忙拱手:“下官何德何能,劳相公登门?等忙过这两日,我去拜会相公才是!”
李迪笑道:“你是本路都漕,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,受你刺察。到了孟州,自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,为你接风。”
“相公如此说,下官就真地无地自容了!”
李迪道:“好了,今夜不要讲这些虚礼,坐下吃喝,说些闲话吧。”
徐平这才重新落座,与李参一左一右,陪在李迪两侧。因为治下有这些元老重臣,往往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,为了不影响公务,朝廷专门有旨意,公事以转运使为首。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,特别规定知州不管什么身份,都要以下属的格式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仅以差事论,李迪这个前宰相还真算是徐平的下属官员。不过以李迪这种身份,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执政,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两府。从这个序列上讲,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。
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渐成熟的祖宗家法,即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,表现在这里,就是“上下相轧”。即在地方上小官掌大权,重臣被牵制,以防出现地方实力派。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,也是贯彻这个原则。
喝过了几巡酒,李迪对徐平道:“我听李通判讲,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来,以给后人参照,不知是否有此事?”
“相公所言不错,我正要借着临近年底这一段空闲时候,完成此事。”
李迪点了点头:“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实不错,我为官数十年,增收钱粮能到去年京西路这种地步的,从来没有见过。更难能可贵的,是官府手里的钱粮增加了,百姓却没有受苦,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。常言天下之财有定数,不在官则在民,换句话说,在官则不在民,官府手里的钱粮多了,必然是刻剥百姓。去年京西路却不是这样,必然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,以前的老话,只怕是没有用了。”
李参道:“相公这句话才是说到了要害之处,京西路各州县,府库充盈,却并没有刻剥百姓。哪怕就是我们孟州,其实也得了益处。以钱帛论,今年入库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,只是绢价下跌,才显得钱粮没有增收。我也时常在州里察访,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比以往困顿,反而手里比以往活络了许多,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东西,现在也都用上了。”
“其实天下之财哪里来的定数?上古之时,人民衣兽皮,吃野菜,茹毛饮血,想吃顿饱饭也只能是想一想。到了现在,哪怕是贫困人家,其实过的日子也比先贤筚路蓝缕的时候强得多了。若是天下之财有定数,我们现在多出来的财富是哪里来的?”
听了徐平的话,李迪笑道:“天道虽有常,世事却无常,以古论今,不能说天下之财有定数这句话是错的。徐都漕,你做事确实罕有人比,但经学上,还是别找人来写。”
喝了半天酒,徐平的脸色有些发红,刚好掩饰了听完李迪的话的窘态。李迪性直,历史上他去世之后,赵祯专门为他题的碑就是“遗直”,说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徐平虽然也熟读经书,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识做底子,不能够真正沉下心去研究这些先贤学问,经学是其短处。如果单从先贤的书中摘一两句话出来,徐平可以发挥出去,洋洋洒洒写篇文章出来,这是他策论的长处。但是由于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根本性不同,对于先贤理论的细微处,他理解的就不行了,这是经学的短处。想用经学来解释自己的理论,在李迪这位状元面前,徐平还真是班门弄斧了。
喝了口酒掩饰了一下窘态,徐平才道:“相公说的是,今年我们做的事情求之古籍,已经定了由营田务王拱辰和方城知县李觏来做。”
李迪点头:“这人选才说得过,王拱辰是状元,文章自然不错。方城知县李觏,我也听过他的名字,看过他的一两篇文章,确是有见地。论起经学功底,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苏州胡瑗,他参与进来,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。”
当官重进士出身,民间的学术大家却没有这个讲究,实际上这个年代的学术流派开创者,名重一时的人物,大半都是没有中过进士的。泰山学派创始人、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,苏湖学派创始人、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,李觏若是没有遇到徐平,历史上一样也屡试不中。他们的学术和思想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,同样得享盛名。
这是时代的特点,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。说到底科举是选拔考试,只要能够把适合的人才选拔出来就可以,并不是能力考试。通过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说就具有了做官员的能力了,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无为。但选拔官员这种事情,也无法进行能力考试,合不合适,还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。因为大儒往往落榜,就愤愤不平地说科举制度不公平,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。中了进士的大儒,比如历史上的朱熹,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。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,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,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,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。
正是因为如此,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,在京西路的官员中,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。徐平选择李觏,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。
要立万世法,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。如汉之桑弘羊,唐之第五琦和刘晏,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,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,往往人亡政息。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,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,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,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,却一直流传,甚至如“崇本抑末”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。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,很多都来自法家。韩非把工商列为“五蠹”,商鞅认为学者、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,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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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身上的大氅取下来,交给身边的随从,李迪落坐。等徐平和李参也坐了,才道:“今夜无事,听说李通判在这里为你接风洗尘,我便顺便过来看看。”
徐平急忙拱手:“下官何德何能,劳相公登门?等忙过这两日,我去拜会相公才是!”
李迪笑道:“你是本路都漕,按例本路州县之官都在治下,受你刺察。到了孟州,自然是我该尽地主之谊,为你接风。”
“相公如此说,下官就真地无地自容了!”
李迪道:“好了,今夜不要讲这些虚礼,坐下吃喝,说些闲话吧。”
徐平这才重新落座,与李参一左一右,陪在李迪两侧。因为治下有这些元老重臣,往往官职都远在转运使之上,为了不影响公务,朝廷专门有旨意,公事以转运使为首。州县送到漕司的书状,特别规定知州不管什么身份,都要以下属的格式书写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仅以差事论,李迪这个前宰相还真算是徐平的下属官员。不过以李迪这种身份,再入朝堂随时会成为宰相执政,而转运使只是官低权大任重的中层官员,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直接进入两府。从这个序列上讲,李迪的身份又远在徐平之上了。
这是大宋到太宗真宗时候逐渐成熟的祖宗家法,即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”,表现在这里,就是“上下相轧”。即在地方上小官掌大权,重臣被牵制,以防出现地方实力派。实际上孟州民政以通判李参为主,也是贯彻这个原则。
喝过了几巡酒,李迪对徐平道:“我听李通判讲,你最近要把京西路一年的新政整理出来,以给后人参照,不知是否有此事?”
“相公所言不错,我正要借着临近年底这一段空闲时候,完成此事。”
李迪点了点头:“都漕今年在京西路做得着实不错,我为官数十年,增收钱粮能到去年京西路这种地步的,从来没有见过。更难能可贵的,是官府手里的钱粮增加了,百姓却没有受苦,反而也跟着日子好了起来。常言天下之财有定数,不在官则在民,换句话说,在官则不在民,官府手里的钱粮多了,必然是刻剥百姓。去年京西路却不是这样,必然有与以往不同的地方,以前的老话,只怕是没有用了。”
李参道:“相公这句话才是说到了要害之处,京西路各州县,府库充盈,却并没有刻剥百姓。哪怕就是我们孟州,其实也得了益处。以钱帛论,今年入库的比往年不知道多了多少,只是绢价下跌,才显得钱粮没有增收。我也时常在州里察访,百姓生活不但没有比以往困顿,反而手里比以往活络了许多,很多以前买不起的东西,现在也都用上了。”
“其实天下之财哪里来的定数?上古之时,人民衣兽皮,吃野菜,茹毛饮血,想吃顿饱饭也只能是想一想。到了现在,哪怕是贫困人家,其实过的日子也比先贤筚路蓝缕的时候强得多了。若是天下之财有定数,我们现在多出来的财富是哪里来的?”
听了徐平的话,李迪笑道:“天道虽有常,世事却无常,以古论今,不能说天下之财有定数这句话是错的。徐都漕,你做事确实罕有人比,但经学上,还是别找人来写。”
喝了半天酒,徐平的脸色有些发红,刚好掩饰了听完李迪的话的窘态。李迪性直,历史上他去世之后,赵祯专门为他题的碑就是“遗直”,说话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。徐平虽然也熟读经书,但到底有前世的知识做底子,不能够真正沉下心去研究这些先贤学问,经学是其短处。如果单从先贤的书中摘一两句话出来,徐平可以发挥出去,洋洋洒洒写篇文章出来,这是他策论的长处。但是由于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有根本性不同,对于先贤理论的细微处,他理解的就不行了,这是经学的短处。想用经学来解释自己的理论,在李迪这位状元面前,徐平还真是班门弄斧了。
喝了口酒掩饰了一下窘态,徐平才道:“相公说的是,今年我们做的事情求之古籍,已经定了由营田务王拱辰和方城知县李觏来做。”
李迪点头:“这人选才说得过,王拱辰是状元,文章自然不错。方城知县李觏,我也听过他的名字,看过他的一两篇文章,确是有见地。论起经学功底,李觏不下于泰山孙复和苏州胡瑗,他参与进来,你的想法才能立得住。”
当官重进士出身,民间的学术大家却没有这个讲究,实际上这个年代的学术流派开创者,名重一时的人物,大半都是没有中过进士的。泰山学派创始人、开两宋理学先声的孙复四举不中,苏湖学派创始人、使江南成为理学重地的孙瑗七次落第,李觏若是没有遇到徐平,历史上一样也屡试不中。他们的学术和思想都是靠讲学传播开来,同样得享盛名。
这是时代的特点,科举考的并不是经义。说到底科举是选拔考试,只要能够把适合的人才选拔出来就可以,并不是能力考试。通过了科举中了进士并不是说就具有了做官员的能力了,大多数进士出身的官员实际上都碌碌无为。但选拔官员这种事情,也无法进行能力考试,合不合适,还是要由在工作中的考评来决定。因为大儒往往落榜,就愤愤不平地说科举制度不公平,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。中了进士的大儒,比如历史上的朱熹,实际上也不是多么优秀的官员。强行把选拔考试改成能力考试,由重诗赋改为重经义,最后演变成明清时期的八股文,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。
正是因为如此,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,在京西路的官员中,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。徐平选择李觏,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。
要立万世法,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。如汉之桑弘羊,唐之第五琦和刘晏,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,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,往往人亡政息。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,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,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,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,却一直流传,甚至如“崇本抑末”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。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,很多都来自法家。韩非把工商列为“五蠹”,商鞅认为学者、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,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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