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82章 天章阁夜对(下)
赵祯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,站起身来,走到窗前,看着外面的夜色,缓缓地道:“先帝迎天书,东封西祀,铺张有些过了。天圣十年,事事都因循前朝先例,积弊已深,现在是不改不行了。如今朝廷年年亏空,上上下下又粉饰太平,这样下去,如何是个了局?自我亲政以来,屡次三番下诏广开言路,无论士人布衣,只要所言有利于时政者,都不吝惜赏赐。可只有李淑等了了数人,忠心王事,上了改革时政的奏章。唉”
徐平站在身后,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。这个年代说改革,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,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,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。
其实不管什么时候,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,要冒无数风险。
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,就只能进不能退,退了就无葬身之地。改革与反改革的,斗得你死我活,就是因为牵扯太多。
赵祯自登基以来,太后垂帘听政十年,虽然不表露出来,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,一定要废掉皇后,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。
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,太后的政策要废掉,立起自己的权威。从去年开始,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,一次比一次恳切。
可下诏有什么用?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!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,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。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,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。
实事求是地讲,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,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。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,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?能改的早就改了。
吕夷简不在乎政策,他在乎的是实权,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,怎么改都行。
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,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,不动吕夷简的实权,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。这是个死结,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。
徐平举目四望,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,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,拿什么斗吕夷简?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,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,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,遇到了困难,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。
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,那是有王曾的支持,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,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,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。
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,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。王曾不是吕夷简,他不会私植党羽,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。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,有自己的政治主张,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,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。
王曾之后,范仲淹以下,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,如此的胸襟,如此的担当。徐平的历史再不好,也知道庆历新政,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,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。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,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。
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,一浪一浪汹涌不灭,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,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,而是历史的必然。
往深了说,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,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,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。说是儒家独尊,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,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,与民休息。
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“利不百,不变法”,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。
到了真宗后期,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,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,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。
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,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,不变不行了。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,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。
这是历史的大势,没有人可以阻挡。
现在惟一的问题,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,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。
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,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。这个时候,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,无法指导政治实践,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。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,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,还有一段路要走。
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,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,这种结合越紧密,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。反之,脱离了社会实际,一切都将成为空谈,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,甚至走向败亡。
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,儒家便就成为备选。西汉的时候如此,这个年代也是如此。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,从学术上入手,行社会变革之实。
这个时候,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。表现出来,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。
徐平不是儒学大家,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,读了这么多书,又有前世记忆,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,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。
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,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,内斗已经开始。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,成为各方共主,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。
新儒家的内斗,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。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,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,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。
孟子讲性本善,一切由此而起,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,其他都是补充。
荀子讲性本恶,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,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。因为人性本恶,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,这是根本。
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,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,一切在于后天教导。这便要求广兴学校,教民向善,刑罚宽严适当。
而在这些观点之外,又因为孟子讲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,提倡“以意逆志”,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,甚至“六经注我”,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,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。而根本上,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。
徐平最少知道,在他前世的那个时候谈起儒家,最后实际上是披了孟子的皮,行了荀子的实。这两派谁胜谁负?有前世的历史记忆徐平都不敢贸然下结论。
实际上这个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的司马光,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。他视为死敌的王安石,思想上却是尊孟子的,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地位急速上升。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,到了最后视王安石为仇寇的文人,却是尊孟子,又讲究三纲五常。
哪怕就是到了后世,初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生来是自私的,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,一切的政治经济模型都围绕此展开。选举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共和,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权力,搞错了这一点的都会撞得头破血流。
而另一面,则是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,坚信人民是伟大的无私的。
最终的发展,两方冲突碰撞,最后发现没有哪方是对的,甚至把这最基础的理论根本换一下也心安理得。最后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谁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?
现在正是争论那个最基础问题的时候,一个数千年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,徐平又怎么会贸然加入进去?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下水,就在岸边静静看着。
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,最终会成为一场闹剧,徒惹人笑。而要想形成能够支撑改革的理论,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?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?
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,在实践中慢慢摸索,摸索出理论来。但徐平的所谓摸索,偏偏就与吕夷简的维持现状走到了一起去,政策方向上无法摆脱开来。
人家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,一旦执政,就天下太平,怎么能够容下徐平这样慢慢来?现在火力没到自己身上,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春天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,赵祯站在窗口,迎着吹进来的风,眉头不展。
过了好久,才沉声问道:“你从天圣五年出仕,在地方任职六年,政绩多有,难道对当前的朝政就没有看法?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弦更张?”
徐平道:“天下都知道要改,微臣也知道要改,只是不知道如何改。”
赵祯摇头:“朝政万千,总有不合时宜的地方,为何不见你提出要改什么?”
徐平有些无奈:“自微臣入京城任职,三司施政无一刻不在改。从改革茶法,到改革钱法,到改革吏治,这些都已经与先前不同了。陛下所说的微臣没提出改什么,不过是因为微臣没有弹劾过大臣,没有历数过前任的过失,没有夺人耳目。但这些有必要吗?”未完待续。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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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平站在身后,也不知道该怎么接口。这个年代说改革,实在是要去过刀山火海,徐平还真没那个决心踏进去,就连能够全身而退都一点把握都没有。
其实不管什么时候,大的政策改动都是惊天动地,要冒无数风险。
因为这杆旗一旦立起来,就只能进不能退,退了就无葬身之地。改革与反改革的,斗得你死我活,就是因为牵扯太多。
赵祯自登基以来,太后垂帘听政十年,虽然不表露出来,实际上憋了一肚子怨气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亲政就把宰执全部换掉,一定要废掉皇后,就是要把这股气发泄出来。
出了气之后就是朝政,太后的政策要废掉,立起自己的权威。从去年开始,几次三番下诏要臣民上治世良方,一次比一次恳切。
可下诏有什么用?真以为高人在民间哪!系统性的改革必须君臣一心,有莫大的勇气才能推行下去。现在他根本就不相信原来的官僚系统,怎么能够有实际性的效果呢。
实事求是地讲,吕夷简并不反对改革,他一向并不跟皇上唱反调。可现在朝政局面就是他当政多年出来的结果,他哪里知道该怎么改?能改的早就改了。
吕夷简不在乎政策,他在乎的是实权,只要不动到他的实权,怎么改都行。
可改革就免不了利益的再分配,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,不动吕夷简的实权,哪里去找人帮自己做事。这是个死结,不斗个你死我活解不开的。
徐平举目四望,上没有宰相支持自己,下没有自己的根基团队,拿什么斗吕夷简?他还没天真到以为有了皇上的支持就可以,皇权没那么强大不说,这位皇帝也没那么坚强的意志,遇到了困难,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打退堂鼓。
范仲淹敢跟吕夷简死磕,那是有王曾的支持,有一大帮中下层官员拥戴,不然一道敕命就把他踢到不知道哪个边远州军去了,哪里还容得他在京城发声。
徐平相信范仲淹一众人等不是王曾指使的,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有王曾支持的。王曾不是吕夷简,他不会私植党羽,更不会搞小帮派的串连。王曾是真正的政治家,有自己的政治主张,也会扶持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人,虽然私下里他可能跟这些人话都没有说过。
王曾之后,范仲淹以下,再也没有人有如此的能力,如此的胸襟,如此的担当。徐平的历史再不好,也知道庆历新政,知道君子党与小人党,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斗争得你死活。更知道此后的王安石变法,新党和旧党的斗争甚至赌上了天下的命运。
如此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大潮,一浪一浪汹涌不灭,绝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,更不是一群人的异想天开,而是历史的必然。
往深了说,从太宗时代统一全国,又经历对契丹和交趾以及后来的对党项的几次战败,整个国家就进了休养生息的状态。说是儒家独尊,实际上是用的黄老之术,政策大的方向是清静无为,与民休息。
前朝宰相吕端的那句“利不百,不变法”,正是这种情况的写照。
到了真宗后期,这种政策倾向越来越无法维持,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,不过是强行给这种政策续命罢了。
到了现在的皇上亲政,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,不变不行了。就连被认为变革最大阻力的吕夷简,实际上也不反对变革。
这是历史的大势,没有人可以阻挡。
现在惟一的问题,是没有足够份量的人领导变革,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变革。
政治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,必然是有学术思想做基础。这个时候,这个学术思想显然还没有出现,无法指导政治实践,所有的人都处于茫然中。徐平也无法凭空造出来,他前世学到的那些要跟这个时代相结合,还有一段路要走。
世界上没有古今通用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,任何理论都必须与实际相结合,这种结合越紧密,就越能指导国家与社会走向正确的方向。反之,脱离了社会实际,一切都将成为空谈,夸夸其谈谈的理论只会祸国殃民,甚至走向败亡。
每当清静无为的政策进行不下去的时候,儒家便就成为备选。西汉的时候如此,这个年代也是如此。范仲淹这些人正是以儒学复兴为号召,从学术上入手,行社会变革之实。
这个时候,正是新复兴的儒家向实际执行的黄老思想冲击的时候。表现出来,便是范仲淹与一群儒家新兴士人跟吕夷简为首的旧官僚的斗争。
徐平不是儒学大家,但在官场浸淫这么多年,读了这么多书,又有前世记忆,如果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,那就得怪自己愚昧了。
但徐平还是不敢冒然加入战团,因为新兴的儒家的还没有上位,内斗已经开始。范仲淹能够超脱于这内斗之外,成为各方共主,徐平可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够如此幸运。
新儒家的内斗,其实还是没有超出先秦的格局。主流是韩愈尊孟一派,但尊荀子的士人也不少,悄然兴起的还有自成一家的新学派。
孟子讲性本善,一切由此而起,落到政治上就是宽政爱民,其他都是补充。
荀子讲性本恶,向服务帝王的方向一变就是法家,向讲究礼制的儒家方向一变就是三纲五常。因为人性本恶,必须要有强势的规条来约束,这是根本。
小众的是所谓性朴论,即人生来本是无善恶的,一切在于后天教导。这便要求广兴学校,教民向善,刑罚宽严适当。
而在这些观点之外,又因为孟子讲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,提倡“以意逆志”,让后人可以在经传上别开生路,甚至“六经注我”,一些本与孟子流派不同的士人也推崇孟子,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。而根本上,却是为了变革做学术理论准备。
徐平最少知道,在他前世的那个时候谈起儒家,最后实际上是披了孟子的皮,行了荀子的实。这两派谁胜谁负?有前世的历史记忆徐平都不敢贸然下结论。
实际上这个时代最讲究三纲五常的司马光,在思想上是尊荀子的。他视为死敌的王安石,思想上却是尊孟子的,孟子也正是在王安石当政的时候地位急速上升。但历史就是这么滑稽,到了最后视王安石为仇寇的文人,却是尊孟子,又讲究三纲五常。
哪怕就是到了后世,初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人生来是自私的,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,一切的政治经济模型都围绕此展开。选举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的共和,而不是广泛的政治权力,搞错了这一点的都会撞得头破血流。
而另一面,则是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,坚信人民是伟大的无私的。
最终的发展,两方冲突碰撞,最后发现没有哪方是对的,甚至把这最基础的理论根本换一下也心安理得。最后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谁又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?
现在正是争论那个最基础问题的时候,一个数千年都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,徐平又怎么会贸然加入进去?他现在需要的是不下水,就在岸边静静看着。
没有理论支持的改革,最终会成为一场闹剧,徒惹人笑。而要想形成能够支撑改革的理论,又哪里是那么容易的?怎么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?
惟有一步一步走下去,在实践中慢慢摸索,摸索出理论来。但徐平的所谓摸索,偏偏就与吕夷简的维持现状走到了一起去,政策方向上无法摆脱开来。
人家都是以为自己掌握了宇宙至高真理的人,一旦执政,就天下太平,怎么能够容下徐平这样慢慢来?现在火力没到自己身上,已经是谢天谢地了。
春天夜里的风还是有些凉,赵祯站在窗口,迎着吹进来的风,眉头不展。
过了好久,才沉声问道:“你从天圣五年出仕,在地方任职六年,政绩多有,难道对当前的朝政就没有看法?没有觉得有必要改弦更张?”
徐平道:“天下都知道要改,微臣也知道要改,只是不知道如何改。”
赵祯摇头:“朝政万千,总有不合时宜的地方,为何不见你提出要改什么?”
徐平有些无奈:“自微臣入京城任职,三司施政无一刻不在改。从改革茶法,到改革钱法,到改革吏治,这些都已经与先前不同了。陛下所说的微臣没提出改什么,不过是因为微臣没有弹劾过大臣,没有历数过前任的过失,没有夺人耳目。但这些有必要吗?”未完待续。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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