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1章 莫做儒巫
刘敞是疑经派,历史上他正式掀起了疑经惑注的大潮,最终宋儒走到六经注我,我注六经这一步。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中的道理,世道变了,道理也要变。
徐平前世,也曾经跟着小伙伴一起,笑话宋儒,连经典都自由心证了,还好意思厚着脸皮称儒。现在明白,正是因为走到了这一步,儒家才在这个年代获得了新生。把先贤当神供着,捧起一个又一个大儒,不断添新经,儒家才真正亡了。神和鬼,不应该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存在。以天命去诸神鬼,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,这也是儒家的根源。重新把鬼神请回来,就是在走回头路。回头路走到头,就是绝路。
刘敞极是开心,有当朝宰相明确地说,一切经典皆可疑,皆可变,让他欣喜非常。做学问要疑经,是需要勇气的,免不了有人冷嘲热讽。问你一句,你比先贤还高明先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,人贵有自知之明啊。很多人,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沉寂了。
道理面前没有高低贵贱,没有什么不可置疑的天条,存在了这种天条,说明文化出了问题了。学问是因为合了道理而正确,而不是因为某个人说过而正确。
徐平道:“子墨子不满儒之伪,而立新学,以天、鬼而立论。能成一时显学,终究不能被当政者用,归于沉寂。至荀卿、孟轲,儒而成两家。荀卿以人性本恶,其善者伪也为根基,自成一家。国之命在礼,礼义生而制法度,隆礼至法则国有常,重法爱民则霸。其学以韩非、李斯承其后,行于秦国。荀卿既言人之善为伪,则何必取这伪善,直以法进而为律,一制度于天下,为天下大一统。去伪善,用制度,而变为法家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摇了摇头:“秦二世而亡,天下皆知其亡于暴。其暴何来既然人性只有伪善,而于百姓一律绳之,听命役使如牧羊则可。荀卿之儒天人分,人事不再为天命所化,为其所得。当天命已经化入人心,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。因善是伪善,而取隆礼重法改人性,为其所失。善与恶,皆在民心,民之好者为善,民之恶者为恶。世间的男子好美色,则女子有美色为善。人人皆好美色该如何天下之乱起于争,弭争者为善,劝人争者为恶。善恶起于民心之中,是故人性有善有恶。万千道理,皆归于民心中,此为根本。”
一切政治皆起于争,无争就无政治,人人自足天下自治,人类社会不需要治理。认为争是源泉,这是化的传统。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,出现了阶级分化,从而出现了阶级矛盾,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争。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力发展,最终进化到共产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观点,与大同小康大同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。后来的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先消灭阶级,而后发展生产力,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,是一种变化。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,善是伪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,非社会性的为伪。既然伪,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,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。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,还要规范你的思想,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。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,社会主义者爱法家,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,不是没有来由。
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,即人的精神天地,跟自然的天地分开,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。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他的思想,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。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,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,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。民只要爱就够了,怎么做事,怎么思想,由礼和法来规范。最后的理学,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,存天理灭人欲,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。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,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,做道学先生。跟他一样尊孟的,偏偏他就则看不上。
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,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,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,实现天人分离,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。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,是政治本于民心,还是民心本于政治。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,重德教,性无善恶,而情有善恶,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。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,约束百姓的思想,来推行政治的教化。司马光则相反,隆礼重法,法在礼后,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,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。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,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,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。
在王安石眼里,反对者要规定人性,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,是暴政,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。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,具有相同特点。
“万千道理,俱都归于民心当中,这就是为政的法则。以民为师,找寻道理,圆满学问,理通则为儒。先道理,再道德,再教化,再有礼仪,法度随此而变,次序不能错。先用礼治民,而后教化,再成道德,不求道理,是不行的。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,尚贤任能教化,只能害民,而不能大治。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,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,长得一个模样,天下就大治了。世间无此道理。这个模子名之天命,实则巫鬼。其礼与律名为法度,其实残民之术,用之则为天下大害。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,而去求礼法,求教化,与治世南辕北辙。你们现在做的,就是以民为师,找寻道理。”
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,响应人民的心声。与民心相应的时候,一切顺利,背离了人心,则步步艰难。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,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,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。百姓不满意,是法律执行不到位,是礼制教化不到位,只要用重法酷刑,森严的三纲五常,规范行为,约束思想,一切自然就好了。
徐平叹了口气:“为政而治,说到底,就是怎么看人性,怎么行教化,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。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。殷商之时重巫鬼,君亦听于巫,巫实掌天下之文。年深日久,巫有所谓聪明者,发觉以己意代天声,君民亦事无不听。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。而此端必起,则巫必败。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,由其听天命,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人,多有视己为巫者,读圣贤书做圣贤巫,读别的书就做别的巫。有真自以为得圣人之旨,而欲行圣人之志于天下而成狂者。但更多的,是心里藏个小鬼,用这个小鬼来代圣贤。民有不听,则把这小鬼拿出来,吓唬世人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连连摇头:“雄州张太尉,当日在枢府,宪台以其生有异相而攻之不己,赶出京城犹不罢休。苏绅是我姻家,我也要说,就是他与孔道辅,一唱一和,用这些鬼把戏逐大臣。把御史台的御史当作吓官员的小鬼,他自己做阎王,让御史台变成了个阎王殿现在贾昌朝为御史,有样学样,不讲道理,鬼气森森”
张载和刘敞几个人忍住笑,不敢吭声。他们在西北跟着徐平不短的时间,还没有听过徐平发牢骚,今天徐平终于是没有忍住。
徐平讲政治原则,对御史台的人事和事务不干涉,不过问,牢骚还是要发的。没有哪个御史来触徐平的霉头,这些日子,他们主要针对陈执中和程琳。陈执中治家不严,程琳好贪小财,都有些小把柄。赵祯几次把御史的弹劾奏章交给徐平,都被徐平以御史不当探官员隐私为由,压了下来。御史台是秉制度查官员,不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,好好做本份的事。这帮御史就有这个毛病,自以为跟商时的巫一样,是用天命查皇帝和百官,人人都该听他们的。实际上人人心里有小鬼,不讲道理,哪来的天命。
徐平烦得不行,赵祯也烦。弹劾官员,没有道理徐平可以置之不理。规谏皇帝,赵祯不理不行,他们会一直缠着不放的。到了大名府,赵祯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,在这里是徐平说了算,没有那些烦心事。对赵祯的私事,徐平基本不闻不问,放任自流。
赵祯曾经问徐平,为什么不跟其他官员一样死盯着他,是不是怕赵祯把他换了。徐平告诉赵祯,官员严格要求是因为在做公事,皇帝于国家则公私不分,这是制度上就这么定的。正因为公私不分,皇帝与百姓就有了交集,皇帝既有官的一面,也有民的一面。皇帝在政权里的地位,有一部分就是代表百姓,来监官的。另一部分,则是与官为一体来治理天下。如此一来,对皇帝的要求就只能位于官员和百姓之间,比官员松理所应当。赵祯深以为然,对天天规谏他鸡毛蒜皮小事的台谏官员,更加烦得不行。只是政权中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赵祯烦归烦,还是要老老实实听着。
徐平只是要天下有个道理在,这宰相做不做,他已经不在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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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平前世,也曾经跟着小伙伴一起,笑话宋儒,连经典都自由心证了,还好意思厚着脸皮称儒。现在明白,正是因为走到了这一步,儒家才在这个年代获得了新生。把先贤当神供着,捧起一个又一个大儒,不断添新经,儒家才真正亡了。神和鬼,不应该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存在。以天命去诸神鬼,才形成了周朝的道德,这也是儒家的根源。重新把鬼神请回来,就是在走回头路。回头路走到头,就是绝路。
刘敞极是开心,有当朝宰相明确地说,一切经典皆可疑,皆可变,让他欣喜非常。做学问要疑经,是需要勇气的,免不了有人冷嘲热讽。问你一句,你比先贤还高明先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,人贵有自知之明啊。很多人,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沉寂了。
道理面前没有高低贵贱,没有什么不可置疑的天条,存在了这种天条,说明文化出了问题了。学问是因为合了道理而正确,而不是因为某个人说过而正确。
徐平道:“子墨子不满儒之伪,而立新学,以天、鬼而立论。能成一时显学,终究不能被当政者用,归于沉寂。至荀卿、孟轲,儒而成两家。荀卿以人性本恶,其善者伪也为根基,自成一家。国之命在礼,礼义生而制法度,隆礼至法则国有常,重法爱民则霸。其学以韩非、李斯承其后,行于秦国。荀卿既言人之善为伪,则何必取这伪善,直以法进而为律,一制度于天下,为天下大一统。去伪善,用制度,而变为法家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摇了摇头:“秦二世而亡,天下皆知其亡于暴。其暴何来既然人性只有伪善,而于百姓一律绳之,听命役使如牧羊则可。荀卿之儒天人分,人事不再为天命所化,为其所得。当天命已经化入人心,天人之分已不可不行。因善是伪善,而取隆礼重法改人性,为其所失。善与恶,皆在民心,民之好者为善,民之恶者为恶。世间的男子好美色,则女子有美色为善。人人皆好美色该如何天下之乱起于争,弭争者为善,劝人争者为恶。善恶起于民心之中,是故人性有善有恶。万千道理,皆归于民心中,此为根本。”
一切政治皆起于争,无争就无政治,人人自足天下自治,人类社会不需要治理。认为争是源泉,这是化的传统。共产主义认为生产力发展,出现了阶级分化,从而出现了阶级矛盾,阶级矛盾实际上就是争。在阶级斗争中生产力发展,最终进化到共产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观点,与大同小康大同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。后来的社会主义认为可以先消灭阶级,而后发展生产力,进而发展到共产主义,是一种变化。这种变化与荀子认为人性本恶,善是伪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即认为人性的一切皆是社会性,非社会性的为伪。既然伪,那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法律,新时代的制度来规范。不只是要规范你的行为,还要规范你的思想,因为不合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伪的人性。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法家,社会主义者爱法家,其施政具有浓厚的法家风格,不是没有来由。
荀子的思想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,即人的精神天地,跟自然的天地分开,换句话说就是唯物主义。孟子没有解决这个问题,他的思想,还在人与天命的关系上。正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分为了两派,接受了孟子的民为本,但又同时接受了荀子的隆礼重法爱民。民只要爱就够了,怎么做事,怎么思想,由礼和法来规范。最后的理学,实际上也走到了这一条路,存天理灭人欲,那就用礼法去灭民的欲。所以北宋这么多政治人物,朱熹就拉着司马光跟其他理学创立者一起,做道学先生。跟他一样尊孟的,偏偏他就则看不上。
王安石不一样的地方,在于没有遵循荀子的思想,而是在孟子的思想上进一步,实现天人分离,把天命从人世中摘了出去。这就形成了新党和旧党最根本的一条路线斗争,是政治本于民心,还是民心本于政治。王安石认为政治要顺民心,重德教,性无善恶,而情有善恶,百姓自己会处理善恶。你不能规定百姓的行为,约束百姓的思想,来推行政治的教化。司马光则相反,隆礼重法,法在礼后,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,规定百姓的思想和行为。把人的行为和思想都规范约束了,则天下自然就大治了,发展到后来成了理教。
在王安石眼里,反对者要规定人性,不但管民的行为还要管民的思想,是暴政,但最后自己去走到了以暴制暴上面。千年后的变革其实一样,具有相同特点。
“万千道理,俱都归于民心当中,这就是为政的法则。以民为师,找寻道理,圆满学问,理通则为儒。先道理,再道德,再教化,再有礼仪,法度随此而变,次序不能错。先用礼治民,而后教化,再成道德,不求道理,是不行的。荀卿之隆礼重法治国,尚贤任能教化,只能害民,而不能大治。这便如先给天下之民刻下一个模子,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模子里长,长得一个模样,天下就大治了。世间无此道理。这个模子名之天命,实则巫鬼。其礼与律名为法度,其实残民之术,用之则为天下大害。为政者不能够从民心中找寻道理,而去求礼法,求教化,与治世南辕北辙。你们现在做的,就是以民为师,找寻道理。”
改革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呼声,响应人民的心声。与民心相应的时候,一切顺利,背离了人心,则步步艰难。荀子留下了一个自上而下单线治理的政治框架,后世的统治者对此喜爱非常,在这个框架下不需要听取百姓声音。百姓不满意,是法律执行不到位,是礼制教化不到位,只要用重法酷刑,森严的三纲五常,规范行为,约束思想,一切自然就好了。
徐平叹了口气:“为政而治,说到底,就是怎么看人性,怎么行教化,一切法度与施政都是由此而生发出去。荀子之学也非无来由。殷商之时重巫鬼,君亦听于巫,巫实掌天下之文。年深日久,巫有所谓聪明者,发觉以己意代天声,君民亦事无不听。此端一启则巫终被万民所弃。而此端必起,则巫必败。巫之让天下听命于己者,由其听天命,不听天命了则以心人,多有视己为巫者,读圣贤书做圣贤巫,读别的书就做别的巫。有真自以为得圣人之旨,而欲行圣人之志于天下而成狂者。但更多的,是心里藏个小鬼,用这个小鬼来代圣贤。民有不听,则把这小鬼拿出来,吓唬世人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连连摇头:“雄州张太尉,当日在枢府,宪台以其生有异相而攻之不己,赶出京城犹不罢休。苏绅是我姻家,我也要说,就是他与孔道辅,一唱一和,用这些鬼把戏逐大臣。把御史台的御史当作吓官员的小鬼,他自己做阎王,让御史台变成了个阎王殿现在贾昌朝为御史,有样学样,不讲道理,鬼气森森”
张载和刘敞几个人忍住笑,不敢吭声。他们在西北跟着徐平不短的时间,还没有听过徐平发牢骚,今天徐平终于是没有忍住。
徐平讲政治原则,对御史台的人事和事务不干涉,不过问,牢骚还是要发的。没有哪个御史来触徐平的霉头,这些日子,他们主要针对陈执中和程琳。陈执中治家不严,程琳好贪小财,都有些小把柄。赵祯几次把御史的弹劾奏章交给徐平,都被徐平以御史不当探官员隐私为由,压了下来。御史台是秉制度查官员,不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,好好做本份的事。这帮御史就有这个毛病,自以为跟商时的巫一样,是用天命查皇帝和百官,人人都该听他们的。实际上人人心里有小鬼,不讲道理,哪来的天命。
徐平烦得不行,赵祯也烦。弹劾官员,没有道理徐平可以置之不理。规谏皇帝,赵祯不理不行,他们会一直缠着不放的。到了大名府,赵祯颇有些乐不思蜀的意思,在这里是徐平说了算,没有那些烦心事。对赵祯的私事,徐平基本不闻不问,放任自流。
赵祯曾经问徐平,为什么不跟其他官员一样死盯着他,是不是怕赵祯把他换了。徐平告诉赵祯,官员严格要求是因为在做公事,皇帝于国家则公私不分,这是制度上就这么定的。正因为公私不分,皇帝与百姓就有了交集,皇帝既有官的一面,也有民的一面。皇帝在政权里的地位,有一部分就是代表百姓,来监官的。另一部分,则是与官为一体来治理天下。如此一来,对皇帝的要求就只能位于官员和百姓之间,比官员松理所应当。赵祯深以为然,对天天规谏他鸡毛蒜皮小事的台谏官员,更加烦得不行。只是政权中每个人都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赵祯烦归烦,还是要老老实实听着。
徐平只是要天下有个道理在,这宰相做不做,他已经不在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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