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8章 改制
八月下旬,徐平兼任行营都部署,晏殊不再管军营事务。消息传出,河北路局势一下紧张起来,这一任命明确表示了战争即将来临。
数日之后,在大名府设提举义勇司,隶殿前司,掌河北路和京东路义勇事,实际上掌管禁军的预备役和乡兵义勇。至此地方军事系统彻底明确,巡检司隶中书,义勇司则隶枢密院。义勇司完全为禁军服务,不服务于地方治安,地方官无权管辖。
枢密院在全国设十一个提举义勇司,各州军分隶其下。招义勇为乡兵,再从其中选出合格的,作为禁军兵员。新兵员在义勇司训练半年之后,由枢密院统一安排,分到各整编完毕的军中。整编过的禁军不再实行终身制,普通士卒在军中五年除役,小校则以十五年为限,除役后回到地方。作为激励,除役士卒和小校回到地方后,可以优先担任公职,其本人终身不再服差役和徭役。提举义勇司与现有的转运使司路不重合,也不与其他路级监司发生关系,由枢密院通过殿前司垂直管理。
以司勋员外郎王仪为提举大名府义勇司,左藏库副使王遇同提举,分派招兵官至河北路和京东路州县募兵。以三个月为限,募兵三万人至大名府,操练之后补入禁军。河北路在籍的义勇约有十八万,京东路稍少于此数,大约是从义勇十人中取一人为额。
与之伴随的,是更大规模的西北军官内调,到河北路充实基层指挥。忠佐司设置的时候,便就有数千西北诸军的基层军官调入,加上此次调入,规模已近万人。
以这些中下级军官为骨架,对河北路的禁军进行大规模整编,以定州为中心,形成数个野战兵团。大致河间府的桑怿为核心,整编三军,代州的高大全为中心,整编三军。中路则由许迁和王逵分任都指挥使,整编云捷军和云翼军。这八军就是用于此次作战的进攻兵力,约三十万人。其余禁军各守地方,防契丹骑兵乘隙突袭。
这淘汰下来的将校士卒,暂时安置在磁州和洺州,作为后备军力。等到战事结束之后,再整编为巡河军,由提举河事统一指挥。为了防止人心浮动,规定巡河军的待遇与禁军相同,依上等禁军发俸。
八月二十六,以六宅使、恩州刺史赵珣为行营都部署司参赞军事,以王学斋为主管都部署司公事。徐平正式以行营都部署视事,召见众将。
都部署司在皇城内东安门附近,是官府收买来的民房,晏殊时曾略作收拾,格局显得比较杂乱。这是临时性的衙门,与徐平以前的陇右都护府类似。皇帝回京时,行营都部署司自然取消。严格讲,赵祯不是亲征,这个衙门就不负责对外作战。
在官厅见过了从河东路和河北路前线赶过来的诸将,因为官厅地方逼仄,徐平请他们到院子里落座。饮一杯茶,聊几句话,一会进皇宫去面君。行营都部署名义上是为皇帝服务的,真正的主帅是皇帝本人,礼仪上所有将领都要进宫领命。
新任擒戎军副都指挥使,与高大搭档的杜杞,喝了一碗茶,见徐平走过来,道:“相公,军中拣汰士卒,俱到磁州和洺州会齐。河东路到此,不下数百里路,极是麻烦,兼且虚耗粮食。这些拣汰下来的人,多是老弱不堪,或是奸滑之辈,不如发配州县,就近安置得好,省无数力气。这几个月军中事务繁多,哪里有暇安排他们。”
徐平道:“军中只要列出名籍,进行编伍,自有沿路地方安排护送。自交到地方之日起,这些人便与军中无关,不耗你们的精力。”
见杜杞的表情,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,徐平道:“伟长,你初入军中,对很多事务看不习惯,此人之常情。我说与你听,此次改的是军制,万不要把制度推到人的身上,对拣汰下来的将校士卒另眼相看。不然,就是给以后反对改制的人立靶子,会有反复。”
制度是制度,人是人,旧制度下的人,同样是旧制度下的受害者。哪怕这些被淘汰的人实际上是从旧制度中得利的,如各级统兵官,也同样是受害者。他们受环境影响,只能适应旧的制度,新制度下无立足之地,失去了生计,这是他们的不幸。朝廷改军制改的是制度,对于这些淘汰下来的人,应该一视同仁,进行教育改造,让他们适应新生活。
把制度和人区分开来,这个弯非常不容易转过来,这是事实。在改军制的过程中,新上任的军官,对被淘汰的军官往往瞧不起,有的甚至处处刁难。
徐平一直强调,包括下公文立制度,尽最大努力杜绝这些现象。杜杞刚转武职,初到军中,思想没转变过来,对这种做法看不顺眼很正常。那些被淘汰的军官,很多都犯有贪赃、渎职等罪行,在改军制时全部既往不咎,被宽大处理了。从枢密院的角并来讲,是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有人被淘汰,就有人被留用。贪赃、渎职等职务犯罪,是旧的制度下的普遍现象,如果追究淘汰的人,那些被留用的人要不要追究此事就无法收场。
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斗争,确实可以雷厉风行,取得高效率,但也会产生无数错误,埋下无数隐患。终有一天,这些错误和隐患会爆发出来,造成新的伤害,甚至让改革逆转,让大业功败垂成。权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,便就是这个道理,得到了后处,也就埋下了隐患。隐患不去除,随时会爆发,去除则要花上大得多的精力。
徐平前世阶级斗争是典型的例子,土地革命本来是制度革命,农民被解放,同时伴随着的应该是地主的教育改造。对地主的镇压,是地主这个阶级中罪人的镇压,而不是镇压这个阶级中的人。所以土改审判地主,审判的是地主的罪行,而不是他们通过收租雇佣剥削农民。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打倒,简单粗暴,必然会犯错误,一定会有本来无罪却被错误镇压的地主。如果不是工业化的到来,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出现反复的。
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,必须精心安排,要有耐心。简单化、庸俗化,把制度变革搞成人对人的斗争,改革必然不能彻底,必然会有反复。甚至一个不甚,就会由于自己的失误,让旧制度卷土重来,最终让事业功亏一篑。
徐平对禁军的改制如此郑重,谨小慎微,便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宁可现在付出的精力多一点,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,不要留下大的后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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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日之后,在大名府设提举义勇司,隶殿前司,掌河北路和京东路义勇事,实际上掌管禁军的预备役和乡兵义勇。至此地方军事系统彻底明确,巡检司隶中书,义勇司则隶枢密院。义勇司完全为禁军服务,不服务于地方治安,地方官无权管辖。
枢密院在全国设十一个提举义勇司,各州军分隶其下。招义勇为乡兵,再从其中选出合格的,作为禁军兵员。新兵员在义勇司训练半年之后,由枢密院统一安排,分到各整编完毕的军中。整编过的禁军不再实行终身制,普通士卒在军中五年除役,小校则以十五年为限,除役后回到地方。作为激励,除役士卒和小校回到地方后,可以优先担任公职,其本人终身不再服差役和徭役。提举义勇司与现有的转运使司路不重合,也不与其他路级监司发生关系,由枢密院通过殿前司垂直管理。
以司勋员外郎王仪为提举大名府义勇司,左藏库副使王遇同提举,分派招兵官至河北路和京东路州县募兵。以三个月为限,募兵三万人至大名府,操练之后补入禁军。河北路在籍的义勇约有十八万,京东路稍少于此数,大约是从义勇十人中取一人为额。
与之伴随的,是更大规模的西北军官内调,到河北路充实基层指挥。忠佐司设置的时候,便就有数千西北诸军的基层军官调入,加上此次调入,规模已近万人。
以这些中下级军官为骨架,对河北路的禁军进行大规模整编,以定州为中心,形成数个野战兵团。大致河间府的桑怿为核心,整编三军,代州的高大全为中心,整编三军。中路则由许迁和王逵分任都指挥使,整编云捷军和云翼军。这八军就是用于此次作战的进攻兵力,约三十万人。其余禁军各守地方,防契丹骑兵乘隙突袭。
这淘汰下来的将校士卒,暂时安置在磁州和洺州,作为后备军力。等到战事结束之后,再整编为巡河军,由提举河事统一指挥。为了防止人心浮动,规定巡河军的待遇与禁军相同,依上等禁军发俸。
八月二十六,以六宅使、恩州刺史赵珣为行营都部署司参赞军事,以王学斋为主管都部署司公事。徐平正式以行营都部署视事,召见众将。
都部署司在皇城内东安门附近,是官府收买来的民房,晏殊时曾略作收拾,格局显得比较杂乱。这是临时性的衙门,与徐平以前的陇右都护府类似。皇帝回京时,行营都部署司自然取消。严格讲,赵祯不是亲征,这个衙门就不负责对外作战。
在官厅见过了从河东路和河北路前线赶过来的诸将,因为官厅地方逼仄,徐平请他们到院子里落座。饮一杯茶,聊几句话,一会进皇宫去面君。行营都部署名义上是为皇帝服务的,真正的主帅是皇帝本人,礼仪上所有将领都要进宫领命。
新任擒戎军副都指挥使,与高大搭档的杜杞,喝了一碗茶,见徐平走过来,道:“相公,军中拣汰士卒,俱到磁州和洺州会齐。河东路到此,不下数百里路,极是麻烦,兼且虚耗粮食。这些拣汰下来的人,多是老弱不堪,或是奸滑之辈,不如发配州县,就近安置得好,省无数力气。这几个月军中事务繁多,哪里有暇安排他们。”
徐平道:“军中只要列出名籍,进行编伍,自有沿路地方安排护送。自交到地方之日起,这些人便与军中无关,不耗你们的精力。”
见杜杞的表情,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,徐平道:“伟长,你初入军中,对很多事务看不习惯,此人之常情。我说与你听,此次改的是军制,万不要把制度推到人的身上,对拣汰下来的将校士卒另眼相看。不然,就是给以后反对改制的人立靶子,会有反复。”
制度是制度,人是人,旧制度下的人,同样是旧制度下的受害者。哪怕这些被淘汰的人实际上是从旧制度中得利的,如各级统兵官,也同样是受害者。他们受环境影响,只能适应旧的制度,新制度下无立足之地,失去了生计,这是他们的不幸。朝廷改军制改的是制度,对于这些淘汰下来的人,应该一视同仁,进行教育改造,让他们适应新生活。
把制度和人区分开来,这个弯非常不容易转过来,这是事实。在改军制的过程中,新上任的军官,对被淘汰的军官往往瞧不起,有的甚至处处刁难。
徐平一直强调,包括下公文立制度,尽最大努力杜绝这些现象。杜杞刚转武职,初到军中,思想没转变过来,对这种做法看不顺眼很正常。那些被淘汰的军官,很多都犯有贪赃、渎职等罪行,在改军制时全部既往不咎,被宽大处理了。从枢密院的角并来讲,是不得不这样做。因为有人被淘汰,就有人被留用。贪赃、渎职等职务犯罪,是旧的制度下的普遍现象,如果追究淘汰的人,那些被留用的人要不要追究此事就无法收场。
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斗争,确实可以雷厉风行,取得高效率,但也会产生无数错误,埋下无数隐患。终有一天,这些错误和隐患会爆发出来,造成新的伤害,甚至让改革逆转,让大业功败垂成。权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,便就是这个道理,得到了后处,也就埋下了隐患。隐患不去除,随时会爆发,去除则要花上大得多的精力。
徐平前世阶级斗争是典型的例子,土地革命本来是制度革命,农民被解放,同时伴随着的应该是地主的教育改造。对地主的镇压,是地主这个阶级中罪人的镇压,而不是镇压这个阶级中的人。所以土改审判地主,审判的是地主的罪行,而不是他们通过收租雇佣剥削农民。把制度改革庸俗化为对人的打倒,简单粗暴,必然会犯错误,一定会有本来无罪却被错误镇压的地主。如果不是工业化的到来,这种改革是一定会出现反复的。
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工程,必须精心安排,要有耐心。简单化、庸俗化,把制度变革搞成人对人的斗争,改革必然不能彻底,必然会有反复。甚至一个不甚,就会由于自己的失误,让旧制度卷土重来,最终让事业功亏一篑。
徐平对禁军的改制如此郑重,谨小慎微,便是由于这个原因。宁可现在付出的精力多一点,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,不要留下大的后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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