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 菩萨转世
孙祖德、包拯和新任沙州通判兼监社使蔡挺立于檐下,看着赵滋带着一班兵士,族拥着都僧录契嵩,吹吹打打,出了州衙。
按说,这个西平王虽然只是郡王,一样也要有中使,有宣诏使臣上门。只是因为这个王主要注重于佛教方面,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,与都巡检使赵滋一起去宣诏。
孙祖德脸面不好看,他觉得徐平这一次有些过于胡闹了。西平王是正规郡王,一切待遇、礼仪皆比照郡王。但又说是这一带的佛主,标志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,格外披上一块红缎,来自御赐。其余既无袈裟,也无僧帽,还没有紫衣法号。
徐平的原话是,官法即规矩。朝廷这样定了,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佛事便如此处理。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,作为佛主,代表佛祖菩萨在这里的象征。不需要懂经,不需要念佛,只需要言行谨慎即可。真正解经、传法的,由沙州僧录司负责。
宋朝的佛教管理机构,国家级的称僧统、僧录,州郡称僧正,县级称僧首。在沙州设置僧录司,表示这里是国家一级,规格极高。现今天下,只有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设有僧录司,这里是第三家。沙州僧录司在规格上要高于西京河南府,略低于开封府,是以设僧官七员。都僧录一人,僧录、首座、副首座,左右街各一人,比西京多一都僧录。
契嵩是被紧急召入京城,亲捧敕令,来这里做都僧录,管理佛事的。封的西平王实际只是一个象征,真正掌管这一带佛教大权的,是契嵩,和他管下的僧录司。
宋朝佛教在社会上层比唐朝时大大衰落了,但在民间又大大发展了,后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,其本维持了宋朝的格局。
此时佛教已经深入到民间,不但是佛寺众多,出家为僧者众,而且对社会风俗影响极深。民间丧葬法事,基本使用佛教礼仪,哪怕是宗室亲王和宰相也无法与民俗抗衡。这个年代社会火葬率高达三成,与徐平前世相差不大,可想而知影响有多深远。
在前世的时候,徐平经常听别人说,自己也说,化如何如何。如喜欢红红火火,人要入土为安,社会比较散漫,讲究宗族家庭,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两朝。从周朝到宋朝,漫长的历史时期,社会文化和风俗并不是那样。化一般比较开明,民间并不强调长幼尊卑,人和人容易团结,纪律性强,家庭宗族观念并没有那么浓厚,对土葬根本不执着。合股做生意,结社立契在民间非常普遍,注重契约精神,书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民间的自我管理,经济活动,大多是用结社立契的形式进行。
正是因为佛教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风俗,政权必须管理掌控,不允许脱离社会自我管理。立西平王,设沙州僧录司,便就是徐平尝试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。
一个僧录司,一个监社使,用这两个手段,尽快让朝廷掌控社会的基层管理。
民间管理方法大多是从政权那里学来的,就是一个从法到礼的过程。僧事的管理,僧人的学习升迁,会比照官僚制度。年深日久,习惯了,也就融合到一起了。
一时间沙州城里锣鼓喧天,一群公吏批红挂彩,在都巡检司军人前带路。而在队伍前面,是从民间招来的舞者,打扮得五花八门,有神有鬼,有男有女,涂脂抹粉,手中拿着彩缎摇摇摆摆开路。满城百姓都出来看,好似年节一般热闹。
有人问:“如此热闹,那里捧着缎匹无数,可是哪一家大户娶亲么”
身边抱孩子的妇人笑道:“哪个大户能有如此排场这是大官家封了西平王,这些人捧着诏书,去宣诏的。沙州有一个郡王坐镇,毕竟与其他州军不同”
“西平王党项番贼未来之时,太师令公不是敦煌王么”
妇人笑道:“现在立的西平王是张太保后人,如何肯再称敦煌王是以称西平王。”
太师是检校官之极,令公是对中书令的尊称,官的最高一级。这是最后得到宋朝承认的归义军首领曹延禄的官称。太师令公,已是升无可升。曹延禄在境内冒称大王,指的是敦煌王。实际在他临被杀之前,宋朝已封他为谯郡王,也可称大王。依此时的习惯,只要封王皆可称大王,如果有排行,如皇子,则依大大王、二大王排下去。
张议潮最高的加官是检校太保,他的子孙只有他是太保,故称张太保就是指张议潮。
曹延禄被族人所杀夺权,此后掌权的曹家向契丹靠拢,最终亡于党项。现在到沙州来建立统治的是宋朝,治下百姓都知道,曹家最后投靠契丹,宋朝不会立他为王。一说立的是张太保的后人,大家纷纷明白。中原王朝实际没有封过归义军西平王,这王来自前朝。
前面的舞者一摇一扭,引得百姓观看。走不了半条街,都已经知道,城西为曹法律家放羊的张佛奴,因为是张太保后人,被朝廷封为西平王。为什么封个放羊的家奴呢也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来,不多时就满城皆知,因为张佛奴是菩萨转世。不大一会,是哪个菩萨转世,怎么样白日一道金光,都传得有板有眼。
张家的后人,在张承奉之后实际已经没有确切的说法,查访也没有真正实据。包拯和孙祖德把张佛奴奏上去,是因为这个人忠厚老实,一生如同白纸一般,没有丝毫污点。他自小清苦,稍微长大便卖身为奴,近三十年都是挣扎渡日。自小又是在佛寺养大,可以说是佛子,在这个佛国特别容易让人信任。
跟张佛奴一起奏到朝廷的,还有七八个人,都是有传闻为张家之后。包拯实际不看好张佛奴,这人老实是老实,但身份太低微,而且与人接触不多。如果立为西平王,不善待人接物的他,只怕不能很好胜任。没想到奏章到了京城,徐平直接就把这个人圈了出来。
这就是徐平想象中完美的佛主,身份低微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清白。自小养于佛寺,与世无争,他的一生没有任何黑点。不善待人接物就更加没有关系,他只要在百姓面前秉持佛戒,神容庄严即可。不管是管理僧众,还是传法论道,都不需要他做。真找个大德高僧来做西平王,事情就难办了。张家后人只是借一个光环,以应民心,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张议潮之后,并不重要。即使不是,就当过继过来,继子也是子。
半天时间,张佛奴的身世便就被百姓自己编了出来,说明这个人已经被认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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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说,这个西平王虽然只是郡王,一样也要有中使,有宣诏使臣上门。只是因为这个王主要注重于佛教方面,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,与都巡检使赵滋一起去宣诏。
孙祖德脸面不好看,他觉得徐平这一次有些过于胡闹了。西平王是正规郡王,一切待遇、礼仪皆比照郡王。但又说是这一带的佛主,标志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,格外披上一块红缎,来自御赐。其余既无袈裟,也无僧帽,还没有紫衣法号。
徐平的原话是,官法即规矩。朝廷这样定了,从此以后这一带的佛事便如此处理。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,作为佛主,代表佛祖菩萨在这里的象征。不需要懂经,不需要念佛,只需要言行谨慎即可。真正解经、传法的,由沙州僧录司负责。
宋朝的佛教管理机构,国家级的称僧统、僧录,州郡称僧正,县级称僧首。在沙州设置僧录司,表示这里是国家一级,规格极高。现今天下,只有在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设有僧录司,这里是第三家。沙州僧录司在规格上要高于西京河南府,略低于开封府,是以设僧官七员。都僧录一人,僧录、首座、副首座,左右街各一人,比西京多一都僧录。
契嵩是被紧急召入京城,亲捧敕令,来这里做都僧录,管理佛事的。封的西平王实际只是一个象征,真正掌管这一带佛教大权的,是契嵩,和他管下的僧录司。
宋朝佛教在社会上层比唐朝时大大衰落了,但在民间又大大发展了,后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,其本维持了宋朝的格局。
此时佛教已经深入到民间,不但是佛寺众多,出家为僧者众,而且对社会风俗影响极深。民间丧葬法事,基本使用佛教礼仪,哪怕是宗室亲王和宰相也无法与民俗抗衡。这个年代社会火葬率高达三成,与徐平前世相差不大,可想而知影响有多深远。
在前世的时候,徐平经常听别人说,自己也说,化如何如何。如喜欢红红火火,人要入土为安,社会比较散漫,讲究宗族家庭,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两朝。从周朝到宋朝,漫长的历史时期,社会文化和风俗并不是那样。化一般比较开明,民间并不强调长幼尊卑,人和人容易团结,纪律性强,家庭宗族观念并没有那么浓厚,对土葬根本不执着。合股做生意,结社立契在民间非常普遍,注重契约精神,书契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民间的自我管理,经济活动,大多是用结社立契的形式进行。
正是因为佛教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和风俗,政权必须管理掌控,不允许脱离社会自我管理。立西平王,设沙州僧录司,便就是徐平尝试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。
一个僧录司,一个监社使,用这两个手段,尽快让朝廷掌控社会的基层管理。
民间管理方法大多是从政权那里学来的,就是一个从法到礼的过程。僧事的管理,僧人的学习升迁,会比照官僚制度。年深日久,习惯了,也就融合到一起了。
一时间沙州城里锣鼓喧天,一群公吏批红挂彩,在都巡检司军人前带路。而在队伍前面,是从民间招来的舞者,打扮得五花八门,有神有鬼,有男有女,涂脂抹粉,手中拿着彩缎摇摇摆摆开路。满城百姓都出来看,好似年节一般热闹。
有人问:“如此热闹,那里捧着缎匹无数,可是哪一家大户娶亲么”
身边抱孩子的妇人笑道:“哪个大户能有如此排场这是大官家封了西平王,这些人捧着诏书,去宣诏的。沙州有一个郡王坐镇,毕竟与其他州军不同”
“西平王党项番贼未来之时,太师令公不是敦煌王么”
妇人笑道:“现在立的西平王是张太保后人,如何肯再称敦煌王是以称西平王。”
太师是检校官之极,令公是对中书令的尊称,官的最高一级。这是最后得到宋朝承认的归义军首领曹延禄的官称。太师令公,已是升无可升。曹延禄在境内冒称大王,指的是敦煌王。实际在他临被杀之前,宋朝已封他为谯郡王,也可称大王。依此时的习惯,只要封王皆可称大王,如果有排行,如皇子,则依大大王、二大王排下去。
张议潮最高的加官是检校太保,他的子孙只有他是太保,故称张太保就是指张议潮。
曹延禄被族人所杀夺权,此后掌权的曹家向契丹靠拢,最终亡于党项。现在到沙州来建立统治的是宋朝,治下百姓都知道,曹家最后投靠契丹,宋朝不会立他为王。一说立的是张太保的后人,大家纷纷明白。中原王朝实际没有封过归义军西平王,这王来自前朝。
前面的舞者一摇一扭,引得百姓观看。走不了半条街,都已经知道,城西为曹法律家放羊的张佛奴,因为是张太保后人,被朝廷封为西平王。为什么封个放羊的家奴呢也不知道从谁那里传出来,不多时就满城皆知,因为张佛奴是菩萨转世。不大一会,是哪个菩萨转世,怎么样白日一道金光,都传得有板有眼。
张家的后人,在张承奉之后实际已经没有确切的说法,查访也没有真正实据。包拯和孙祖德把张佛奴奏上去,是因为这个人忠厚老实,一生如同白纸一般,没有丝毫污点。他自小清苦,稍微长大便卖身为奴,近三十年都是挣扎渡日。自小又是在佛寺养大,可以说是佛子,在这个佛国特别容易让人信任。
跟张佛奴一起奏到朝廷的,还有七八个人,都是有传闻为张家之后。包拯实际不看好张佛奴,这人老实是老实,但身份太低微,而且与人接触不多。如果立为西平王,不善待人接物的他,只怕不能很好胜任。没想到奏章到了京城,徐平直接就把这个人圈了出来。
这就是徐平想象中完美的佛主,身份低微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清白。自小养于佛寺,与世无争,他的一生没有任何黑点。不善待人接物就更加没有关系,他只要在百姓面前秉持佛戒,神容庄严即可。不管是管理僧众,还是传法论道,都不需要他做。真找个大德高僧来做西平王,事情就难办了。张家后人只是借一个光环,以应民心,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张议潮之后,并不重要。即使不是,就当过继过来,继子也是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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