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章 方田均税
揉了揉额头,徐平放下各种公文,喝一会茶。宰相位高权重,一言可决天下大事,但确实也是一个苦差事。要把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施政措施,理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。徐平做了几个月,就有些吃不消了。
在这个年代,徐平有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,为了钱他实在没有必要坐这个位子。耐着辛苦做下来,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,真地要给这个天下做些事情。金钱、地位,这个年代又没有能够传给后世永远不变的,再多又有什么用。
这是好事,天下成为少数人的天下,最终就会离心离德。只想着自己后代永远都做人上人,凭什么?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多少年前就有人喊过了。
皮之不存,毛将附焉,天下没了,人上人想骑到谁的脖子上去?让后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,有更多上进的机会,凭着自己的本事,而不是祖荫享受富贵,才是长远的做法。
吕夷简是个聪明人,他自己专权少不了结党营私的本事,但对后代的教育,一直抓得很紧。从他的儿子们起,吕家便成为学术大家,这才是家风不堕的根本。以为凭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,就可以永远操控天下,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。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,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掀桌子,眼里只有自己干脆就不要玩了。
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,是他的责任,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。
公吏从外面进来,敛容行礼道“相公,时辰到了,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。”
徐平答应一声,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,巳时,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。
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,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,轮流押印。今日正是徐平当值,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,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。
官员外任,先到大内面君陛辞,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。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。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,让官员用心办事,不要因私害公上面。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,到了地方干什么,怎么干,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,如此等等。
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,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,如丁谓等人,都会被视为权相。正常的程序,官员对政事有看法,要提意见,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,慢慢排班。
晏殊、章得象一众人进来,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。当值公吏过来,道“诸位相公,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,已等候多时。”
徐平道“请他进来,正有事要吩咐于他。”
郭谘在西北的时候,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,此次回京,进龙图阁直学士。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,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,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。
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?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。宋朝几次方田,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,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,那每亩的税就少了。最重要的目的,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。方田均税的阻力,盯着查隐田,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,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,就找错了焦点。方田的阻力,并不在这里。
宋朝的赋税差役,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。方田之后,会导致户等改变,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。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,但户等一变,负担就重得多了。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,反而是那些中等户,因为查出隐田,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,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,承担的差役上升,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。
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,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,动了他们的利益,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。官员对方田的反对,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,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。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,但却不是主流。最重要的,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,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,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。
科配、和买、差役,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,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。户等一升,一个小康之家,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,阻力怎么可能不大。
所以方田均税,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,伴随着科配、和买的取消。没有这些配套措施,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,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。
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,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、和买,改变差役法。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,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。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,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、里正这些所谓重役,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,没有了缓冲。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,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,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。
募役法下,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,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。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,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。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,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。
这个道理,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。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,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,他深有体会。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,担着最重的责任,偏偏工资少,待遇差,心中多有不满。甚至很多临时工,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,只想着不丢掉工作,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。这种状态,工作也难做好。
临时工是政府雇来,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,政府推出来背锅,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。想推御责任,只会让人民嘲笑,这不是糊弄傻子吗。基层的办事人员,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,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。选举容易被操纵,不可靠,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,或者从中上等户,或者从中下等户,按着时间轮流来做。
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,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,而是属于天下人的。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,大家各自捞好处的,不然就容易失人心。轮差之下,可以发工钱,但基层的办事人员,却不是政权雇来的,由百姓自己监督。执行出了问题,不要赖政策不好,不要赖官府,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。
取消了科配、和买,衙前、里正这些重役负担的大头也就去了。单纯的赋税,并不会让百姓倾家荡产。再配合发工钱的轮差法,方田均税最大的阻力也就消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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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年代,徐平有各种各样赚钱的办法,为了钱他实在没有必要坐这个位子。耐着辛苦做下来,还是出于一种责任感,真地要给这个天下做些事情。金钱、地位,这个年代又没有能够传给后世永远不变的,再多又有什么用。
这是好事,天下成为少数人的天下,最终就会离心离德。只想着自己后代永远都做人上人,凭什么?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?多少年前就有人喊过了。
皮之不存,毛将附焉,天下没了,人上人想骑到谁的脖子上去?让后人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,有更多上进的机会,凭着自己的本事,而不是祖荫享受富贵,才是长远的做法。
吕夷简是个聪明人,他自己专权少不了结党营私的本事,但对后代的教育,一直抓得很紧。从他的儿子们起,吕家便成为学术大家,这才是家风不堕的根本。以为凭着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,就可以永远操控天下,是把天下人当傻子了。绝了别人的上进之路,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掀桌子,眼里只有自己干脆就不要玩了。
这不是徐平对这个天下的施舍,是他的责任,施舍天下他还没有那个资格。
公吏从外面进来,敛容行礼道“相公,时辰到了,该到政事堂接见离京官员了。”
徐平答应一声,看了看旁边桌子上的大刻摆,巳时,众宰执该来政事堂了。
每位宰相和参政都有自己的官厅,政事堂里则轮流当值,轮流押印。今日正是徐平当值,他在政事堂里处理政事,到了时间其他宰执过来商议大事。
官员外任,先到大内面君陛辞,然后到政事堂来辞宰相。皇帝和宰相都会对外任官员有吩咐。皇帝偏向于体察民情,让官员用心办事,不要因私害公上面。宰相的吩咐则偏向于具体的事务,到了地方干什么,怎么干,遇到了难处如何处理,如此等等。
公事不得到私人府第,这样做的宰相不是没有,如丁谓等人,都会被视为权相。正常的程序,官员对政事有看法,要提意见,该穿公服到政事堂来,慢慢排班。
晏殊、章得象一众人进来,与徐平简单议论了几件政事。当值公吏过来,道“诸位相公,今日前来辞行的是新任京东路体量安抚使郭龙学,已等候多时。”
徐平道“请他进来,正有事要吩咐于他。”
郭谘在西北的时候,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,此次回京,进龙图阁直学士。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,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,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。
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?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。宋朝几次方田,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,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,那每亩的税就少了。最重要的目的,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。方田均税的阻力,盯着查隐田,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,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,就找错了焦点。方田的阻力,并不在这里。
宋朝的赋税差役,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。方田之后,会导致户等改变,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。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,但户等一变,负担就重得多了。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,反而是那些中等户,因为查出隐田,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,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,承担的差役上升,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。
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,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,动了他们的利益,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。官员对方田的反对,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,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。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,但却不是主流。最重要的,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,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,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。
科配、和买、差役,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,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。户等一升,一个小康之家,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,阻力怎么可能不大。
所以方田均税,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,伴随着科配、和买的取消。没有这些配套措施,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,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。
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,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、和买,改变差役法。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,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。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,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、里正这些所谓重役,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,没有了缓冲。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,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,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。
募役法下,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,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。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,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。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,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。
这个道理,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。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,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,他深有体会。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,担着最重的责任,偏偏工资少,待遇差,心中多有不满。甚至很多临时工,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,只想着不丢掉工作,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。这种状态,工作也难做好。
临时工是政府雇来,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,政府推出来背锅,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。想推御责任,只会让人民嘲笑,这不是糊弄傻子吗。基层的办事人员,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,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。选举容易被操纵,不可靠,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,或者从中上等户,或者从中下等户,按着时间轮流来做。
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,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,而是属于天下人的。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,大家各自捞好处的,不然就容易失人心。轮差之下,可以发工钱,但基层的办事人员,却不是政权雇来的,由百姓自己监督。执行出了问题,不要赖政策不好,不要赖官府,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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