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章 辨司马光
司马光再次上前,拱手道:“敢问宰相,将何以治天下”
徐平道:“以仁义治天下。”
“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”
“天下为道,朝廷为德。仁义也,德之分也。仁义完足,则德立,德立圣人出,天下大治。是以知以仁义治国,求天下之德,可达治世。”
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,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。治的时候,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,一旦由治转乱,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。成长期的国家,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,非成长期的国家,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,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。
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,大家求治无门,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。
司马光又道:“敢问相公,以仁义求道德,何以知之”
“天地分,万物生,人杂于禽兽间,聚而为群,再聚为国,诸国合为天下。老聃,周之史官也,记之载于竹帛,后人据之可查道德,是以知之。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道何所来道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
“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,未与万物区分之时,人尚蒙昧,不知自己为人也。何谓有人生智慧,知自己为人,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。有生则道立,故言道生一。”
“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,聚而为群。其群为部落,则天下为道,其部落为德。聚而为国,则天下为道,其国为德。国并而为天下,道德相合,圣人出焉。”
“是以知,道德为人之道,人之德,非天之道,非天之德。天与人相隔,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。求得天理,合于道德,则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或其谓与”
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,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,走到一起,成为华夏的。这只是人的历史,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、成长,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。至于天理,也就是科学技术,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,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。天理发展到极致,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,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。
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,注重于合,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。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,日耳曼的族群认同,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。两个人遇到一起,打一架,谁把谁打服了,谁就是主人,另一个人是奴隶。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,打一仗,打胜了的就是主人,打输了的就是奴隶,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。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,于他们是合适的,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。
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。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,那只是国家化因素。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切,文化就被从文明化只剩下了吃喝玩乐,说学逗唱,只剩下了娱乐,政权没有了灵魂,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慢慢散失。人除了物质享受,还有精神追求,文化上的认同感。
文化文化,以文化之,指的是族群认同感形成的手段。汉文明对文的极端强调,是对祖先文明形成的记忆,认为认同第一,兴兵第二。文成为文官的文,是因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办法。文王治内政,天下三有其二,武王兴兵,代商而兴。文为武之基,没有文做基础,武之兴兵也就无所由来,能灭商而不能代商,是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继承。
表现在礼制上,便就是胜利者要待失败者为宾,天下扩大而不是亡你的国。我的文明战胜你了是根本,你的人民已经认同我了,武力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。取得了对方的地盘和土地,管理了治下的人民,获得了认同感,天下才能扩张完成。
天下是政权的认同感,国是政权管到的地方,文兴天下大于国,文衰则国大于天下。
礼仪制度有后面的文明含义,文明消散,坚持的礼仪制度就只是让人讨厌的规矩,是传下来的老礼,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,没有了灵魂。为什么徐平前世讨厌老礼,而觉得洋人的许多规矩有逼格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失去灵魂。
两个文明对抗,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,再兴兵便轻易可灭。两个文明由此合一,形成新的文明,这就是天下的扩张。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,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,慢慢成为自己人。改变了力量对比,再一举而灭。宋之亡于蒙古,文的作用失去了,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,依然可以获得认同,全靠武力将其灭亡。用武的手段可灭宋,但不能继承文明。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,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。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,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。
汉文明以文而兴,以武而亡,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,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。
司马光拱手:“相公所言,上古之世也,天下大治,圣人相继。礼失而乐崩,道失而德散,治世难寻。敢问相公,以仁义治国,可寻天下之德乎”
“可寻也。道失,天下崩而为国,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。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,德立以民之来归,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。有如人之初生,由蒙昧生智慧,知己为人之时也。易之见龙在田,天下文明,此其谓欤天下未崩,德未失,人但知己为周人,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。天下崩,道亡德失,人不知己为周人,但知为秦人,为楚人,为晋人、为齐人、为燕人耳,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。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。夫子曰,礼失求诸野,知散于四方也。夫子必问礼,其问非如何行礼,问礼之仁义也。我等本仁义而治国,仁至义尽,德自生。以仁义之德合于道,天下立,圣人出焉。”
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,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,天下慢慢崩溃。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,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,文明消失,就是道亡德散。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,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。
“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,立制度也;义,施政也;德,教化也。以仁立朝廷之制度,以义行朝廷之政,则民心向朝廷,自慕教化。仁至义尽,民自教化,其德自生,德生而礼成,天下为一。仁义可求之,德可自至,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。”
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,一个政权建立,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。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,政权没有凝聚力,有国家而无文明。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,获得了国民的认同,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,这就是教化。教化到了,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,政权的凝聚力达到顶点,德自生,形成了文明。
仁和义,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,德即教化,是被动的。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,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。三纲五常就是礼,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,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。
汉之后的朝代,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,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,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。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,必须别求认同。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,对人的性情的探讨,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,以仁义求道德,文明再起。
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,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,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。另一个是心理认同,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。正是从这个角度,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,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,努力进行心理认同,从国家变成文明。
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,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,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,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。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,你不是汉朝,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,政权变不成文明。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,是硬去求德,不行教化叫作暴。秦朝是这个例子,无德硬逼不来,很快亡天下。所以说被称暴秦,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,只是客观的描述。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,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。
作风粗暴,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,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,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。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,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。
文明没有喜怒哀乐,没有人品高低,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。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,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,只是他的德消散了,他的大功还在。
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,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,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,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。
今天,徐平站在文德殿里,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。之后施仁义之政,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。德至,文明新生,天下立,圣人出。
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,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,有欲有求,但是涉及到政治,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。徐正如果犯了死罪,他一样会杀,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,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如怕这一点,远离政治,不做官就是了。
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,胸怀天下。立制度,施仁政,仁至义尽,文成武德。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明的过程。
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,叫犯罪集团。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,叫部落。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。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,才可以称之为文明。天命离去,神权不存,要想再立新的文明,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。
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,这还不够,还要找到让人民相信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办法,才能获得认同感。这就是政权的信,人民对政权的信。有信才有德,才能行教化。
徐平知道司马光是个顽固派,在历史上强推三纲五常。知道这一点就够了,就知道司马光还没有真正认清仁义。徐平是站在文明的高度俯视司马光,廷辨不值一提。
这无关司马光的人品,他的聪明,他的道德。文明的高度上没有个人私德,没有个人的人品、能力评价。徐平今天能够俯视司马光,本身就有司马光的功劳,自己穿越了。
超凡入圣,仁至义尽,文成武德。徐平胸怀天下之德,无人可以质疑。不是不敢,是不能,人的个体人格再强,也无法战胜天下人组成的整体人格,德就是天下人。今天他将在这里舌辨百官,来进行自己的一道德。之后以仁义施政,天下之德在手,任何挡路的小利益集团,不管是由血缘结成,还是由贪欲结成,都将被碾为齑粉。
党是由政治立场接近的人组成的,朋是由利益关系接近的人组成的,徐平德在,朋党皆不足虑。自己已经包含了所有人的政治立场,身背天下人的利益,断了朋党的根本。
大德至,远人归,大道成,这是明的扩张之道。
徐平要在这个时代,重新扶起慢慢衰弱的汉文明,雄立于世界之巅。德立道至,天下结成一个整体,为大治之世。圣为合德,无关个人人品,无关聪明还是愚蠢,无关丑陋还是美貌,文明的高度与个人评价无关。天下为公,不关私德,圣人仅仅只是天下之民获得认同感后对执政者的赞美。
徐平要让赵祯成为一个新文明再起的圣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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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平道:“以仁义治天下。”
“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”
“天下为道,朝廷为德。仁义也,德之分也。仁义完足,则德立,德立圣人出,天下大治。是以知以仁义治国,求天下之德,可达治世。”
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,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。治的时候,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,一旦由治转乱,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。成长期的国家,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,非成长期的国家,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,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。
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,大家求治无门,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。
司马光又道:“敢问相公,以仁义求道德,何以知之”
“天地分,万物生,人杂于禽兽间,聚而为群,再聚为国,诸国合为天下。老聃,周之史官也,记之载于竹帛,后人据之可查道德,是以知之。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道何所来道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
“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,未与万物区分之时,人尚蒙昧,不知自己为人也。何谓有人生智慧,知自己为人,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。有生则道立,故言道生一。”
“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,聚而为群。其群为部落,则天下为道,其部落为德。聚而为国,则天下为道,其国为德。国并而为天下,道德相合,圣人出焉。”
“是以知,道德为人之道,人之德,非天之道,非天之德。天与人相隔,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。求得天理,合于道德,则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或其谓与”
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,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,走到一起,成为华夏的。这只是人的历史,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、成长,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。至于天理,也就是科学技术,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,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。天理发展到极致,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,想要什么就有什么,天人合一,大同之世,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。
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,注重于合,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。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,日耳曼的族群认同,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。两个人遇到一起,打一架,谁把谁打服了,谁就是主人,另一个人是奴隶。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,打一仗,打胜了的就是主人,打输了的就是奴隶,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。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,于他们是合适的,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。
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。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,那只是国家化因素。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切,文化就被从文明化只剩下了吃喝玩乐,说学逗唱,只剩下了娱乐,政权没有了灵魂,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慢慢散失。人除了物质享受,还有精神追求,文化上的认同感。
文化文化,以文化之,指的是族群认同感形成的手段。汉文明对文的极端强调,是对祖先文明形成的记忆,认为认同第一,兴兵第二。文成为文官的文,是因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办法。文王治内政,天下三有其二,武王兴兵,代商而兴。文为武之基,没有文做基础,武之兴兵也就无所由来,能灭商而不能代商,是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继承。
表现在礼制上,便就是胜利者要待失败者为宾,天下扩大而不是亡你的国。我的文明战胜你了是根本,你的人民已经认同我了,武力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。取得了对方的地盘和土地,管理了治下的人民,获得了认同感,天下才能扩张完成。
天下是政权的认同感,国是政权管到的地方,文兴天下大于国,文衰则国大于天下。
礼仪制度有后面的文明含义,文明消散,坚持的礼仪制度就只是让人讨厌的规矩,是传下来的老礼,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,没有了灵魂。为什么徐平前世讨厌老礼,而觉得洋人的许多规矩有逼格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失去灵魂。
两个文明对抗,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,再兴兵便轻易可灭。两个文明由此合一,形成新的文明,这就是天下的扩张。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,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,慢慢成为自己人。改变了力量对比,再一举而灭。宋之亡于蒙古,文的作用失去了,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,依然可以获得认同,全靠武力将其灭亡。用武的手段可灭宋,但不能继承文明。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,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。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,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。
汉文明以文而兴,以武而亡,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,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。
司马光拱手:“相公所言,上古之世也,天下大治,圣人相继。礼失而乐崩,道失而德散,治世难寻。敢问相公,以仁义治国,可寻天下之德乎”
“可寻也。道失,天下崩而为国,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。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,德立以民之来归,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。有如人之初生,由蒙昧生智慧,知己为人之时也。易之见龙在田,天下文明,此其谓欤天下未崩,德未失,人但知己为周人,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。天下崩,道亡德失,人不知己为周人,但知为秦人,为楚人,为晋人、为齐人、为燕人耳,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。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。夫子曰,礼失求诸野,知散于四方也。夫子必问礼,其问非如何行礼,问礼之仁义也。我等本仁义而治国,仁至义尽,德自生。以仁义之德合于道,天下立,圣人出焉。”
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,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,天下慢慢崩溃。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,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,文明消失,就是道亡德散。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,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。
“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,立制度也;义,施政也;德,教化也。以仁立朝廷之制度,以义行朝廷之政,则民心向朝廷,自慕教化。仁至义尽,民自教化,其德自生,德生而礼成,天下为一。仁义可求之,德可自至,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。”
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,一个政权建立,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。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,政权没有凝聚力,有国家而无文明。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,获得了国民的认同,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,这就是教化。教化到了,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,政权的凝聚力达到顶点,德自生,形成了文明。
仁和义,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,德即教化,是被动的。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,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。三纲五常就是礼,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,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。
汉之后的朝代,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,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,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。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,必须别求认同。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,对人的性情的探讨,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,以仁义求道德,文明再起。
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,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,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。另一个是心理认同,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。正是从这个角度,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,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,努力进行心理认同,从国家变成文明。
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,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,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,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。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,你不是汉朝,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,政权变不成文明。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,是硬去求德,不行教化叫作暴。秦朝是这个例子,无德硬逼不来,很快亡天下。所以说被称暴秦,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,只是客观的描述。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,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。
作风粗暴,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,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,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。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,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。
文明没有喜怒哀乐,没有人品高低,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。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,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,只是他的德消散了,他的大功还在。
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,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,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,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。
今天,徐平站在文德殿里,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。之后施仁义之政,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。德至,文明新生,天下立,圣人出。
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,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,有欲有求,但是涉及到政治,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。徐正如果犯了死罪,他一样会杀,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,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如怕这一点,远离政治,不做官就是了。
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,胸怀天下。立制度,施仁政,仁至义尽,文成武德。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明的过程。
用利益联结在一起的,叫犯罪集团。用血统联结在一起的,叫部落。都不足以称之为文明。只有用神权和天命获得了认同感,才可以称之为文明。天命离去,神权不存,要想再立新的文明,只能从政权治下的每一个百姓之中求来。
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,这还不够,还要找到让人民相信政权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的办法,才能获得认同感。这就是政权的信,人民对政权的信。有信才有德,才能行教化。
徐平知道司马光是个顽固派,在历史上强推三纲五常。知道这一点就够了,就知道司马光还没有真正认清仁义。徐平是站在文明的高度俯视司马光,廷辨不值一提。
这无关司马光的人品,他的聪明,他的道德。文明的高度上没有个人私德,没有个人的人品、能力评价。徐平今天能够俯视司马光,本身就有司马光的功劳,自己穿越了。
超凡入圣,仁至义尽,文成武德。徐平胸怀天下之德,无人可以质疑。不是不敢,是不能,人的个体人格再强,也无法战胜天下人组成的整体人格,德就是天下人。今天他将在这里舌辨百官,来进行自己的一道德。之后以仁义施政,天下之德在手,任何挡路的小利益集团,不管是由血缘结成,还是由贪欲结成,都将被碾为齑粉。
党是由政治立场接近的人组成的,朋是由利益关系接近的人组成的,徐平德在,朋党皆不足虑。自己已经包含了所有人的政治立场,身背天下人的利益,断了朋党的根本。
大德至,远人归,大道成,这是明的扩张之道。
徐平要在这个时代,重新扶起慢慢衰弱的汉文明,雄立于世界之巅。德立道至,天下结成一个整体,为大治之世。圣为合德,无关个人人品,无关聪明还是愚蠢,无关丑陋还是美貌,文明的高度与个人评价无关。天下为公,不关私德,圣人仅仅只是天下之民获得认同感后对执政者的赞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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