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章 欧阳修的疑惑
今日大朝,之后就是年假了,大家各自回家过年。
散朝之后,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,许百官议论。
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,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。“士大夫自为一党,党中有友无朋。”
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:“永叔,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。”
欧阳修笼起袖子,小声嘟囔:“议不合,自然以相公为是。我自改之,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。同门为朋,同志为友,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”
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,叹了一口气,对两人道:“相公欲一道德也。”
说完,一扬袖子,大踏步地走了。
“一道德”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,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。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,其实不那么重要,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,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。
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,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。用他前世的话讲,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,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。
这样一个类政党,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。他创立新学,改革科举,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,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,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。王安石一道德,反对者同样一道德,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。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,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,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。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,政治纲领,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。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,也没有明确的领袖。
党之所以成为党,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,而不是组织形式。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,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,思想比较统一,组织比较松散。
王安石立新党之失,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,上到天理循环,下到人之性情,几乎无所不包。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,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,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,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,从人到宇宙,涉及到一切的知识。这是斗争的需要,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。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,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。
仅及政治,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。思想统一了,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。
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,旁边有书吏抄写。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,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,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。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,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,哪个自己负责。这是要保证严肃性,不要生发太多,什么都论。
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,拿着出了皇城。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,商量一番,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。
到了铺子,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,欧阳修抬起头道:“依相公所说,为官不得有私财。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”
蔡襄拉欧阳修一把:“你看明白再论走,不要看了,饮酒”
找位子坐下,把剩下的看完,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。官员不得有私产,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,这是一直就强调的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此时加的,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,如果在京城有私产,则在京为官时间,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。朝廷不收,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。既然是赐的,随时可以夺。
没收产业所得,不是没收产业,产业还是你的,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,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。
这个年代,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,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。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,产业带不走,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。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、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,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,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。
徐平这样做,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,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,影响国家的政策。对于自己人,这样日防夜防,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。有这样的行来,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,自有台谏系统,把人赶走就是。还是那句话,要论迹不论心。
这样做的目的,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,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。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,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,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。
官员有职、官和差遣,看起来系统复杂,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,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,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。徐平坚持不改,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,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。不是徐平顽固,而是这真地改不了,强行改,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。
简单地说,官员有这三样,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,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,习惯成了自然。职以待文学之先,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,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。职真正的用意,其实跟文学无关,是来别士大夫的,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。官员只有带上了职,才成其为士大夫,是清要,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。带职和革职,以及职的升降,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。小官带职,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。
士大夫要自成一党,带不带职,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。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,事实也是这样,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,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,而是政治原则,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,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。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,不是独立的。
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,享受什么待遇,是与职级有关的。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,一直有人抱怨太乱,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。乱是正常的,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,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,不如此不能够适应。
与徐平前世类比,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,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,差遣是实任职务。这个年代的各种使,各种提点差遣,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,各种主任。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、正科级、农机站长,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、官、差遣系统。
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,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,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。这样的结构,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,不是专政政权。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,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,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。
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,作为意识形态,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,而不是革命党。作为执政党,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,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,而是调和。
没有徐平,不来做这种改造,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,出现新旧两党,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。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,军队能彻底掌控,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,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,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。
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,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,除了吃喝玩乐,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,事实当然不是这样。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,从意识形态,到政治的本身,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,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。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,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。只是可能会出现的,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,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。
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,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。日本走到资本主义,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,强行实行工业化。最后虚君,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。
欧洲进入资本主义,国内暴动不断,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,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。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,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。这个过程,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。
中国历史,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,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。而且中国历史上,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。
在思想和政治上,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,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,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。因为新旧两党党争,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,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,要求在阶级斗争,皇帝要独立出来,不被掌控,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。
欧阳修的疑惑,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,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,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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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朝之后,赵祯命把徐平在天章阁的奏对榜于朝堂,许百官议论。
欧阳修和蔡襄立在榜下,看到徐平论朋党的一节。“士大夫自为一党,党中有友无朋。”
蔡襄指着对欧阳修道:“永叔,相公此论可是与你日常所议不合。”
欧阳修笼起袖子,小声嘟囔:“议不合,自然以相公为是。我自改之,只是不知相公此论到底何意。同门为朋,同志为友,士大夫当只有一志么”
回朝的司马光恰巧经过,叹了一口气,对两人道:“相公欲一道德也。”
说完,一扬袖子,大踏步地走了。
“一道德”欧阳修和蔡对视一眼,有些明白了榜文的中心思想。一系列将要举行的行政措施,其实不那么重要,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,只要是正确的徐平都会接纳。
徐平跟赵祯的长篇大论,核心其实就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。用他前世的话讲,是让士大夫集团成为一个组织不紧密,但思想统一的执政党。
这样一个类政党,历史上的王安石曾经努力过。他创立新学,改革科举,根本目的不是做当世大儒,而是在士大夫中一道德,大家有同样的政治思想。王安石一道德,反对者同样一道德,结果就是新旧两党对立。不是只有西方泊来的党才是党,北宋中期出现的新旧两党,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前的党争。他们各有明确的政治思想,政治纲领,只是在组织上不如后世的党严密罢了。或者说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,也没有明确的领袖。
党之所以成为党,核心是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,而不是组织形式。不是非要像欧美那样的党才成其他为党,宋朝的党有自己的特点,思想比较统一,组织比较松散。
王安石立新党之失,之一在于思想过于庞杂,上到天理循环,下到人之性情,几乎无所不包。如果要在天下一道德,这样无所不包的思想是必要的,比如徐平前世的无产阶级政党,从社会发展到科学技术,从人到宇宙,涉及到一切的知识。这是斗争的需要,在每一个方向跟资产阶级进行斗争。但仅在政治中一道德,其实不需要涉及到这些。
仅及政治,就把政治思想统一好了。思想统一了,一切政治行为就有了依据。
因为要举行满朝文武的大讨论,旁边有书吏抄写。不印刷发给每一个人,而是榜于朝堂让众人传抄,是要保证这里惟一一份的正确性。除了这里榜文上写的,哪个上的奏章里论到了榜文中没有的,哪个自己负责。这是要保证严肃性,不要生发太多,什么都论。
欧阳修和蔡襄各自领了,拿着出了皇城。正是过年大假的第一天,商量一番,两人一起到徐平和王拱辰的银铺去饮酒。
到了铺子,正看到徐平关于官员私财的论述,欧阳修抬起头道:“依相公所说,为官不得有私财。那这处铺子怎么办莫不是就此卖了”
蔡襄拉欧阳修一把:“你看明白再论走,不要看了,饮酒”
找位子坐下,把剩下的看完,才完整看白徐平的意思。官员不得有私产,指的是不得在治下有私产,这是一直就强调的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此时加的,是待制以上在朝为官的官员,如果在京城有私产,则在京为官时间,产业所有的收入没收。朝廷不收,则由皇帝下诏赐给你。既然是赐的,随时可以夺。
没收产业所得,不是没收产业,产业还是你的,只是这几年的收入没收。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会派人监察,官员的产业要支付这些监察人员的成本。
这个年代,不用担心有钱人不愿意,一气之下跑到别的国家去怎么办。印出来的钱带走没用,产业带不走,人走了实际影响很小。朝廷可以把整个会计系统、银行系统全部抓在自己手里,所有权和经营权随时可收可放,调节社会的剥削烈度。
徐平这样做,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防范待制以上的官员,怕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,影响国家的政策。对于自己人,这样日防夜防,会让组织离心离德的。有这样的行来,或者是有这样的嫌疑,自有台谏系统,把人赶走就是。还是那句话,要论迹不论心。
这样做的目的,是向待制以下的官员表态,确立待制以上官员的地位和权威。他们这些人可以不计私利,以下的官员当以此为表率,坚定大家的政治立场。
官员有职、官和差遣,看起来系统复杂,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,确实也一直有人要求改掉,认为官衔和职任应该相付。徐平坚持不改,只是同意重新理一理官的系统,把与差遣混淆的地方改掉。不是徐平顽固,而是这真地改不了,强行改,也会变一个面目回来。
简单地说,官员有这三样,是由政治结构决定的,并不是什么前朝遗留,习惯成了自然。职以待文学之先,其实徐平自己的文学不怎么样,但是他从邕州回来一直带职。职真正的用意,其实跟文学无关,是来别士大夫的,是不是真正执政集团的一员。官员只有带上了职,才成其为士大夫,是清要,是有普通官员之外的纪律要求的。带职和革职,以及职的升降,是对官员提拔和处分的一部分。小官带职,一样也以任关键差遣。
士大夫要自成一党,带不带职,就决定了是不是属于这一党中的一员。哪怕没有徐平这样明确,事实也是这样,所以历史上的元丰改制,改完也要回到这样一个系统中来。
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口号,而是政治原则,是要落实到政治结构中,贯彻到政治行为当中的。官制是政治结构中的一部分,不是独立的。
官决定了官员的收入,享受什么待遇,是与职级有关的。差遣是具体做的事情,一直有人抱怨太乱,特别是与前朝的官制比起来杂乱无章。乱是正常的,因为以前没有哪一个政权跟宋朝这样,管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,不如此不能够适应。
与徐平前世类比,职其实就是党内职务,官就是你是什么级别,差遣是实任职务。这个年代的各种使,各种提点差遣,其实就是徐平前世的各种长,各种主任。比如他的前世县党委委员、正科级、农机站长,对应的就是这个年代的职、官、差遣系统。
只是宋朝是党政合一,没有跟行政分开的士大夫组织结构,士大夫就是政治结构中掌权的人员。这样的结构,是因为政权本身是调和性的政权,不是专政政权。不需要再把士大夫单独成立一个党,用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,确保政权的专政性质。
把阶级理论中哲学基础的否定之否定用三生万物换掉,作为意识形态,士大夫集团就成了执政党,而不是革命党。作为执政党,不需要单独出来确保专政,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没有专政,而是调和。
没有徐平,不来做这种改造,而是正常发展到王安石变法,出现新旧两党,那么条件合适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形态的政权。没有巨大的外部威胁,军队能彻底掌控,社会上出现一个资本家阶层,官营事业慢慢向社会转移,宋朝就成了资本主义国家。
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,我们把旧社会的一切埋葬,除了吃喝玩乐,每一项都带上了落后愚昧的帽子,事实当然不是这样。历史发展到了北宋这个时期,从意识形态,到政治的本身,已经具备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条件,只是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。生产和经济条件达到了,会自然过渡到西欧最早的资主义。只是可能会出现的,要么是皇帝专权的君主立宪制,要么是强国家元首的两党制。
否定之否定的阶级理论哲学,在东方没有表现出来。日本走到资本主义,靠的是群臣一起改造,强行实行工业化。最后虚君,不过是历史上的幕府而已。
欧洲进入资本主义,国内暴动不断,不知多少国王被送上断台头,多少封建领主被砍了脑代。与其说是体现的否定之否定的阶级革命,不如说是从家天下的封建制走向私天下或者公天下的大一统。这个过程,类比的应该是中国从战国封建走向大一统的过程。
中国历史,实际上没有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造成的大动荡,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的。而且中国历史上,奴隶制国家的特质并不突出。
在思想和政治上,中国在中唐至北宋中期这个历史阶段,已经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,新旧两党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。因为新旧两党党争,随之而来的君权加强,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,要求在阶级斗争,皇帝要独立出来,不被掌控,以确保整个政权的调和性质。
欧阳修的疑惑,就是在他朋党论的思想中,已经有了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觉悟,却被徐平一脚踢进了一党执政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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