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章 治术(二)
讲中国历史,为什么不讲意识态因为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,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,都是本于欧洲的历史,最多再掺杂非洲、美洲这些地方的历史。如果把这样的意识形态挪到中国来,那些关于历史进程的部分,会崩掉的。
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,中国的历史太长,朝代太多,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,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。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,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,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,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。
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,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,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。认为历史已经终结,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,要么是欧洲的现在。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,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,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。
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,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,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。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,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。
徐平指着黑板上“租息”那一个圈道:“陛下言租息多余,确实是多余。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,乡间开沟治渠、架桥铺路、兴学教化,甚至耕牛犁铧,都将由朝廷包办。历代皆有平土均田,最终都是无疾而终,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。治国理政,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,设官吏,征差役,收取而已。委屈难全之处,全在这剩余之物上。”
说着,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,写上自用之物、耕田之用、文娱进学。道:“乡间力耕之家,拿田地之出,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。一家人的吃穿用度,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、肥料、耕牛、犁铧之类,还有抚育子女,文娱之好,进学读书之类。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,就是因为后两件事,朝廷欲包办而不得。朝廷包办得越多,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,包办得越少,则租息就会越多。”
赵祯皱紧眉头,好一会才道:“天下立学,朝廷自然可以做。修桥铺路,委实难以全托朝廷。至于琴棋书画,听话看戏,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。不过,这与租息可干”
“朝廷包办不得,那人欲享此乐,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,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,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,就只能去花钱了。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,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,如此欲天下太平,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。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,产出不同。同样田亩的地,沃土便就产得多。用牛不不用牛,全都不同。如此只要数年之间,便就有多寡不均。有多有寡,一遇水涝之灾,或遇家人重病难治,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。农夫别无所出,只有田土,为医眼前疮,剜却心头肉。有人卖田,就有人买了田,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,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。所谓兼并,只是如此。等到兼并遍及天下,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,再遇天灾人祸,连田都没得卖了,只能借贷。租和息,其名虽不同,底子上全是一物,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。”
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,徐平又道:“还是那句话,欲识一事一物,必要一分为二。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,但根本上,生出此物来,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。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,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,租息就要出来,无法根绝。纵然一时强行裁撤,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。此必然之物,朝廷理政,只能委曲求全。陛下,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,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。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,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,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。”
私有制在,剥削就在,无法彻底根除。欧洲的传统,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,讲公有制和私有制。但在中国,由于从原始公社制,到家天下,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这个思想脉络清楚。无论是封建,还是天下大一统,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。大多数朝代,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,界限并不清楚,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。是以在中国,是不是自己人,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。
在农业社会,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。特别是在中国,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。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,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,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,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。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,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,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,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。
欧洲或许不是如此,徐平前世的课本上,农业社会的剥削,讲的最多是地租。从绝对地租,级差地租,林林总总,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。
但在中国,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,改革核心之一,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。只有从这个角度,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,为什么会被提出来。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,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,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。本质上来说,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。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,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,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。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,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,新党坚持的基础,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。改革者和反对者,都不全对,也都不全错。
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,应当是无息贷款。春天我借你一斗粮,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,多一些表示谢意,还得少了是我无赖。掺入了货币经济,便有了价格波动,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。但从根本上,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,还你多少价值,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借贷成为银行,发展成为金融产业,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,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。
结合中国的实际,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,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。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,必然是不得要领。必须认识到,变法的本质,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,是使用各种手段,逼迫剥削阶级让利,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。这才是根本,至于改变所有制,只是表象。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,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,中国的政权,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。
如何认识剥削,如何看待剥削,如何处置剥削,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。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,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,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,不应该存在,但不得不让其存在,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。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,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。
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,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。方向对了,才有手段合不合理,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,才有利与害的比较。
“委曲求全,只能委曲求全”赵祯揉揉额头,问徐平,“就没有两全的办法”
“天地初生,人依群而活,无所谓剩余之物,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。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,自取自足,只因所得之物稀少,仅够活命而已。或许有一天,天下之物丰稔,取之不竭,用之不尽,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,就不需委曲求全了。当此世,就是圣人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:“只是那样的日子,陛下看不到,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,不知要到何年何月。当下之时只能委曲,陛下非圣人,臣也非贤哲。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,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奈何人生于世,难求万全,最苦是有心无力,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,知难而上。孟轲曰,虽千万人吾往矣,此其谓与”
“君子如北辰,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,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。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,只能景行景止,但存圣贤之心,委曲求全,有圣贤之行,而并无圣贤。”赵祯点了点头,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。“治国理政,圣贤之行,宰相讲,朕听之。”
说到这里,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:“召吴育来,今日宰相之对,当记于国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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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权同时具有对内镇压和对内调和两个面目,中国的历史太长,朝代太多,有的朝代偏对内镇压,有的朝代偏对内调和。只强调政权的一个面目,如把政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对内镇压的工具,或者是对内调和主持公平正义的工具,中国历史上都有反例。
徐平前世的意识形态,是在欧洲率先完成工业革命,并借此席卷全世界的情况下产生的。认为历史已经终结,终点要么是欧洲的未来,要么是欧洲的现在。如果不认为历史即将终结,而依然处于历史的进程当中,那么就必然会换一个面目。
既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样的历史进程,那就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意识形态,拿过来会被人笑话的。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理论结基础,政治结构要从此生发出去。
徐平指着黑板上“租息”那一个圈道:“陛下言租息多余,确实是多余。不过如果没有了租息,乡间开沟治渠、架桥铺路、兴学教化,甚至耕牛犁铧,都将由朝廷包办。历代皆有平土均田,最终都是无疾而终,便就是朝廷实在包办不了一切。治国理政,赋税差役其实只是最简单之事,设官吏,征差役,收取而已。委屈难全之处,全在这剩余之物上。”
说着,徐平又在一边画了三个圈,写上自用之物、耕田之用、文娱进学。道:“乡间力耕之家,拿田地之出,无非是做这么三件事情。一家人的吃穿用度,下季耕田所需的种子、肥料、耕牛、犁铧之类,还有抚育子女,文娱之好,进学读书之类。租息之所以不可或缺,就是因为后两件事,朝廷欲包办而不得。朝廷包办得越多,租息则就可以压缩得越少,包办得越少,则租息就会越多。”
赵祯皱紧眉头,好一会才道:“天下立学,朝廷自然可以做。修桥铺路,委实难以全托朝廷。至于琴棋书画,听话看戏,那就只能全赖民间了。不过,这与租息可干”
“朝廷包办不得,那人欲享此乐,欲使贫瘠之田变成肥沃之壤,欲使乡间僻地变成通衢便利之处,欲教书识字抚育后人,就只能去花钱了。既然田中所出有剩余之物,花的钱只能从剩余之物中来,如此欲天下太平,朝廷便不能把剩余之物拿走。天下间一夫耕同样的地,产出不同。同样田亩的地,沃土便就产得多。用牛不不用牛,全都不同。如此只要数年之间,便就有多寡不均。有多有寡,一遇水涝之灾,或遇家人重病难治,便就有了急需用钱之时。农夫别无所出,只有田土,为医眼前疮,剜却心头肉。有人卖田,就有人买了田,买得多了自己耕种不尽,便就让别人耕种收租。所谓兼并,只是如此。等到兼并遍及天下,佣人田土而耕的人家,再遇天灾人祸,连田都没得卖了,只能借贷。租和息,其名虽不同,底子上全是一物,势力人家借此平白取贫苦人家之物的手段耳。”
见赵祯还是皱着眉头,徐平又道:“还是那句话,欲识一事一物,必要一分为二。租息是势力人家搜刮穷人的手段,但根本上,生出此物来,还是来自那多余之物。朝廷不能尽取多余之物,为治下之民包办一切,租息就要出来,无法根绝。纵然一时强行裁撤,变换面目终究还是要出来的。此必然之物,朝廷理政,只能委曲求全。陛下,要让贫苦人家少受势力人家租息盘剥,一法就是朝廷多为民间做事。朝廷对民间事务着力越多,则租息着力之处越少,此是朝廷施政之一端。”
私有制在,剥削就在,无法彻底根除。欧洲的传统,在这个基础上特别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,讲公有制和私有制。但在中国,由于从原始公社制,到家天下,再到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,这个思想脉络清楚。无论是封建,还是天下大一统,都是在天下之民是同一家这个基础上来的。大多数朝代,公有与私有都是并存,界限并不清楚,私有公有这个矛盾不是根本性的。是以在中国,是不是自己人,比是什么所有制更加重要。
在农业社会,剥削主要是表现为地租和借贷。特别是在中国,借贷是不亚于甚至超过收地租的剥削手段。看古代社会的剥削程度,绝对不能只看地租和赋税差役,必须把借贷综合起来,才能看清真正的面目。说哪个朝代对底层的压迫如何,看朝廷收了多少赋税最不可靠,加上地租占收成的比例约略有谱,再加上借贷才能识其真正面目。
欧洲或许不是如此,徐平前世的课本上,农业社会的剥削,讲的最多是地租。从绝对地租,级差地租,林林总总,一切都从各种地租剥削生发开去。
但在中国,大多数朝代地租都不是惟一甚至不是主要的剥削手段,改革核心之一,必然涉及到社会借贷。只有从这个角度,才能理解青苗贷对这个时代的意义,为什么会被提出来。青苗贷就是把农业生产中的一部分,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官方的手中,同时降低耕种田地的农民负担。本质上来说,是减租减息之一部分。只是由于生产力和手段限制,最终的结果是官府取了借贷的这一部分利益,而并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。旧党对青苗贷反对的立论基础,是没有达到预期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,新党坚持的基础,是官府从剥削阶级手中取到了这一部分利益。改革者和反对者,都不全对,也都不全错。
借贷要不成为剥削的手段,应当是无息贷款。春天我借你一斗粮,秋后我再还你一斗粮,多一些表示谢意,还得少了是我无赖。掺入了货币经济,便有了价格波动,完全使用货币又有了通货膨胀和紧缩。但从根本上,应该我借了多少价值,还你多少价值,多出来的利息就是剥削之一种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借贷成为银行,发展成为金融产业,在最根本上有解急难的积极意义,同时依然是剥削的手段。
结合中国的实际,来看王安石变法的措施,才能看清其为什么要那样做。以从欧洲泊来的意识形态观察,必然是不得要领。必须认识到,变法的本质,是对治下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行调和,是使用各种手段,逼迫剥削阶级让利,减轻底层被剥削程度。这才是根本,至于改变所有制,只是表象。让资产阶级上台来发展资本主义,实际上在中国完全不可能,中国的政权,从本质上就不允许彻底堕落成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。
如何认识剥削,如何看待剥削,如何处置剥削,是意识形态核心的问题。共产主义认为剥削可以完全被消灭,资本主义认为剥削的存在天经地义,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认为剥削不合理,不应该存在,但不得不让其存在,从而要加以各种形式的限制。用调和限制的手段对朝政进行改革,就是这个朝代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方向。
认识到这一核心问题,徐平的改革才有方向。方向对了,才有手段合不合理,才有施行的过程中顺利不顺利,才有利与害的比较。
“委曲求全,只能委曲求全”赵祯揉揉额头,问徐平,“就没有两全的办法”
“天地初生,人依群而活,无所谓剩余之物,也就无所谓不劳而获。那时候能够自耕自食,自取自足,只因所得之物稀少,仅够活命而已。或许有一天,天下之物丰稔,取之不竭,用之不尽,人不需取他人之物而万事皆足,就不需委曲求全了。当此世,就是圣人。”
说到这里,徐平苦笑着对赵祯道:“只是那样的日子,陛下看不到,臣自然也是不可能看到的,不知要到何年何月。当下之时只能委曲,陛下非圣人,臣也非贤哲。非君臣不想行圣贤之事,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奈何人生于世,难求万全,最苦是有心无力,最乐也是心有余力不足,知难而上。孟轲曰,虽千万人吾往矣,此其谓与”
“君子如北辰,士大夫只能景行景止,有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。圣贤之治于朝廷依然是如北辰,只能景行景止,但存圣贤之心,委曲求全,有圣贤之行,而并无圣贤。”赵祯点了点头,终于接受了这个逻辑。“治国理政,圣贤之行,宰相讲,朕听之。”
说到这里,转头吩咐一边侍立的小黄门:“召吴育来,今日宰相之对,当记于国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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